回到家，第一件事是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明天降温，要记得多穿衣服，注意保暖。他照例在电话那头温和地答应，又聊了一些日常的话题后，我们道别，挂断电话。
看上去，是一幅多么温暖的父慈女孝的场景。但实际，不完全是这样的。
十七岁那年，母亲在一场地震中骤然离世，父亲一个人撑起一个家，供我和大哥上大学，那几年，农场日子难过，有的时候工资都发不下来，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撑过来的。等到我们陆续毕业，他也老了。
他的老同事们替他张罗婚事，在老家介绍了一位幼儿园医生，他自己觉得还满意，只是不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觉得人不错。可是俩人结婚以后，矛盾不断，渐渐闹到不可开交，有一天爸爸打电话给我：说阿姨要害他。我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和阿姨已经不可能再生活到一起，而爸爸的多疑与偏执已到接近病态的地步，再这样下去，每个身涉其中的人都会受到伤害。于是，赶紧让他办好离婚手续，来到昆明。
刚到昆明，我们几乎无法把面前这个偏执，易怒，几乎无法沟通的老头和印象中那个儒雅，多才多艺，风趣幽默的中学老师，政治科长，办公室主任联系在一起。（当然以前的他其实也是极其易努的）而我和哥哥当时正好处于人生的上升期，满脑子自以为是的“先进”理念，一心想要改造爸爸那些不合时宜的旧观念，而和爸爸的冲突，也由此开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