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馗，字正南，中国民间传说中能打鬼驱除邪祟的神。旧时中国民间常挂钟馗的像辟邪除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赐福镇宅圣君”。据古籍记载及专家学者考证，钟馗为今陕西周至秦岭中段终南山下终南村人，现村钟馗故里庙，上清太平宫。铁面虬鬓，相貌奇异；然而却是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物，平素正气浩然，刚直不阿，待人正直。
钟馗的由来
目前所知最早记载钟馗其人其事的是唐卢肇的《唐逸史》：开元年间(713—741)，唐玄宗病中梦见一小鬼盗走玉笛以及杨贵妃的绣香囊。玄宗大怒，正要派武士驱鬼，忽见一大鬼奔进殿来。此鬼蓬发虬髯，面目可怖，头系角带，身穿蓝袍，皮革裹足，袒露一臂，一伸手便抓住那个小鬼，剜出眼珠后一口吞了下去。玄宗骇极，忙问：“是谁?”大鬼向玄宗施礼，自称是终南山钟馗，高祖武德年间，因赴长安应武举不第，羞归故里，触殿前阶石而死。幸蒙高祖赐绿袍葬之，遂铭感在心，誓替大唐除尽妖魅。唐玄宗醒后，疾病突然不治而愈，于是令画家吴道子按其梦中所见画一幅钟馗图。图成，玄宗在画上批曰：“灵祗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益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有司奉旨，将吴道子《钟馗捉鬼图》镂板印刷，广颁天下，让世人皆知钟馗的神威。
虽然《唐逸史》是目前能追溯到的最早记载钟馗的书籍，但是因为《唐逸史》的作者卢肇是唐武宗时代的进士，距离钟馗的年代即开元年间已经100多年了，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卢肇的记载不一定是事实。
因此，在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钟馗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而是由一种名为“终葵”的法器附会而产生的一位道教神仙形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钟馗的历史进行了考证。据称，钟馗原为“终葵”，为“椎”的反切音。椎为古人举行“大傩”祭礼时所用的神棒。“终葵”久而久之便成为驱鬼的象征。从魏晋开始便有人取名钟葵，如北魏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葵”有时写作“馗”。唐代便有虚构钟馗的故事出现，比如上文的唐明皇梦遇钟馗，之后钟馗故事便开始广泛传播。
在《事物纪原》中对钟馗的介绍只有一句话，就说钟馗是终南山的进士。自沈括对钟馗之事提出质疑后，明人郎瑛认为钟馗的历史原型是北朝人尧暄，这个人的本名就是钟馗，字辟邪，而钟馗的馗是葵的谐音，因为尧暄的字是辟邪，所以人们才将他将捉鬼联系起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钟馗的历史原型是商代的右相伊尹，商代成汤死后，伊尹开始摄政，还自立为天子，将太甲放逐，厚爱太甲将伊尹杀死，伊尹化为恶鬼，这个恶鬼就是钟馗。
自从钟馗形象产生后，无论钟馗的出处如何，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个人，在经过后世的加工和传说之后，可以确认的是，钟馗逐渐变成了一个捉鬼的英雄形象。由于钟馗捉鬼的故事富有趣味性，以及钟馗本身的辟邪功能，因此，在后世的小说、戏剧、绘画以及民间文学中，钟馗的形象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
钟馗的长相
钟馗面部最典型的特征可概括为“豹头环眼，铁面虬鬓”。
豹头，是指一个人头部有棱有角，长得像豹子一样威猛。以豹头形容壮士，在历史上颇为常见。如《三国演义》中董卓手下的第四员猛将华雄，就被描写成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的英雄。环眼，即圆眼或怒目圆睁之相。环眼是钟馗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铁面，则强调他正直和无私，这也是画像当中中钟馗一脸铁青的重要寓意。虬鬓，指的是钟馗一脸乍起的络腮胡，强调他性格上的粗旷和凶悍。总之，钟馗正直无私、凶猛粗犷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这四个部位集中展现的。
钟馗的穿着
钟馗的形象多半被塑造成头戴软翅乌纱帽、身穿内红圆领长蟒袍、腰束金镶玉带、脚踏翘头皂鞋的状元。但由于传说的版本不同，钟馗的穿戴也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如在一些“钟馗像”中穿“蓝衣”，这是因为在有些民间故事中，钟馗是身着“蓝袍”替唐明皇捉妖的。相传历史上的第一张“钟馗像”——吴道子所绘的《钟馗像》，就是根据这一说法绘制的。北宋监赏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中，也描述过他所见到的吴道子《钟馗像》真迹：“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革敦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
钟馗的笏
钟馗有一个道具不容忽略，这就是“笏”。笏又称手板或朝板，是古代臣子上殿面见君王时，用于提醒自己或记录重要事项的工具，相当于今天的记录本。据《礼记》载“笏长二尺六寸，中宽三寸”，根据官阶的不同，笏的材质也有很大不同。在唐代，五品以上执象牙笏，六品以下执竹木笏。在明代五品以上执象牙笏，五品以下不执笏。这一传统尽管在清代就已经废弃，但在文学艺术中仍有保留。
按常理，笏是要拿到手中的，但“钟馗图”中钟馗多将笏别在腰上。这是因为钟馗不是面君，而是捉鬼，图中带笏，目的有二：一是想通过带笏来证明钟馗的身份；二是想说钟馗是奉旨捉鬼，有了皇帝的旨意，钟馗捉鬼定能马到成功。
钟馗与蝙蝠
在“钟馗图”中，蝙蝠是最常用的构图元素之一。这里的蝙蝠所代表的是“福”，取的是幸福吉祥之意。如画有蝙蝠自天而降，取的是“福自天来”、“降福消灾”之意；如画中蝙蝠轻舞在钟馗面前，取的是“福在眼前”之意；如画中钟馗持剑怒指蝙蝠，则取的是“恨福来迟”之意；而画中蝙蝠被描绘成大红色的形象，取的则是“洪福齐天”之意。
钟馗故事的历史演变
钟馗大概是我国传统绘画所表现道教神仙谱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明清时期，因钟馗传说而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情节，随着道教徒和文人对钟馗的不断神化，逐渐形成了以钟馗捉鬼为基本框架的钟馗故事。唐五代时期的钟馗故事以钟馗捉鬼为主要内容，同时兼及钟馗赶考、钟馗报恩等多个故事情节，涉及虚耗、唐玄宗等人物，这一时期的钟馗故事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宋元以后钟馗信仰与钟馗故事分流，钟馗故事的宗教色彩淡化，在此前的故事基础上形成钟馗嫁妹故事。明清时期钟馗故事完成文学化的转变,在文学作品中，钟馗从最初的道教信仰神变成典型的文学人物，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被逐渐放大，家庭亲属关系变得复杂，在由神到人的转变过程中，与明清公案故事和爱情故事融合，使得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多样化，也更有趣味性，深受民间欢迎和喜爱。
钟馗嫁妹这个故事在中国非常有名，并且，今天的很多影视作品中也都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演绎，其大概的故事主线是说，钟馗在被封为神仙之后，而他留在人间的妹妹就是他最担心牵挂的人，因为钟馗不仅自己长的非常丑陋，而且他的妹妹也长的丑，而且脾气非常的暴躁，所以钟馗非常担心他的妹妹嫁不出去，于是钟馗就回到人间，帮助他妹妹出嫁，并且在这中间发生了很多诙谐幽默的故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故事，正因为如此，所以钟馗也是所有的神明当中最接地气的神仙。
钟馗的画像
从文献记载，钟馗画始于唐代。相传吴道子是钟馗画的创始者，画家根据唐玄宗奇异的梦境进行艺术想像创作而成（唐玄宗封钟馗为“嫉恶状元，斩邪将军”），其形象甚为威严。自唐代以后，民间挂钟馗的风俗日益兴盛，钟馗迅速成为显赫的神祇之一。宋元以来，随着民间钟馗信仰的流行，钟馗故事不断充实，钟馗画也日益丰富，捉鬼、嫁妹、饮宴、夜猎、出游等重要场面均有生动的表现，从而为明代钟馗戏曲的发展提供了丰实的形象基础。
旧时，民间普通人家悬挂的钟馗像为木版印刷，题材十分丰富，从醉酒，到狂喜、惆怅……形象不再是原先的恐怖与威严，有时还显得十分温情。显然，随着社会的变化，民间艺人们赋予了钟馗更具有人情味的性格。
在民间钟馗图像的过程中，人们不断进行创造，钟馗头戴进士巾，身穿圆领官衣，革双足，仗剑，手指一蝠，或题“引福入堂”，或题“恨福来迟”以及“福在眼前”、“福自天来”等字句，盖借“蝠”与“福”字之音相谐近，巧成一句吉利之语。蜘蛛乃毒物之一，后也被赋予了“喜珠儿”的俗称，画在钟馗像上方，言“喜从天降”。
此外，清代刻印的钟馗中还有钟馗右手举剑，左手抓一腰遮虎皮裙之鬼，旁刻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上有“消除五毒”、“驱邪降福”方印和“八卦图”者，可见清代以前除夕悬挂钟馗的风俗，已演化变成了端午节时的习俗。可见，在人们心目中，钟馗已从镇宅守舍、除邪却凶的守护神逐渐衍变出赠福的吉祥神了。这些由民间画工绘制或者拓印的画图在迎接祥瑞的同时，也蕴含着民众对政治清明、社会和顺的美好愿望。至于传统绘画，唐代吴道子是绘钟馗的第一人，曾奉诏画钟馗，所画《趋殿钟馗》、《十指钟馗》深得玄宗赞赏，并经画工摹拓镌印，流行至民间，被称为“钟馗样”。之后，公众号嗣汉天师府,钟馗已成为宫廷画师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而且风格、面貌、样式也是多样的。南唐周文矩擅画钟馗，北宋御府曾藏有他的七幅钟馗作品，其中有五幅《钟馗小妹图》，表明了当时的画家已不限于画钟馗捉鬼的场面，而是随着钟馗故事的日趋丰富，将题材扩展到表现钟馗家世和日常生活方面。钟馗出猎、钟馗嫁妹、偷花窃笛等新内容不断出现，使钟馗画不断得到充实。画中的钟馗也不再只是镇妖辟邪的门神了。
宋元时期，画家石恪、蒲生、孙知微、李公麟、马和之、马麟、梁楷、颜辉、龚开等人，都画过钟馗形象。虽然宋元之际，从事钟馗创作的画家众多，但由于时间的变迁，传世的钟馗作品已十分稀少。元代陈琳、王蒙均有《寒林钟馗》传世，在借钟馗以寄寓自己某种孤离、恬淡和凄清的胸怀方面颇为一致。元代颜辉《中山出猎图》卷是一幅难得的绘画珍品，画面除着力描绘钟馗形象外，依次刻画了十几个姿态各异的鬼怪形象：或鸣锣开道，或按戟窥觎，或踞足引弓，或操盾握刀，或持兵狂吼，或彪彪虎视，或举杖抡棍，或严阵以待，或牵虎携叉，或驾鹰呼犬，钟馗形象也栩栩欲活，形神毕肖。
明代文人也多善画钟馗，但是他们笔下的钟馗往往不只是为了驱除邪恶，而成为借以寄寓画家本人思想情志的特定的艺术形象，正如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所说：“画鬼神前辈名手多作之，俗眼视为奇怪，反弃不取。不思故人作画，并非以描摹悦世为能事，实借笔墨以写胸中怀抱耳。若寻常画本，数见不鲜。非假鬼神名目，无以舒磅礴之气。”明代中期钱榖《岁朝钟馗图》，画钟馗手持笏板，帽翅间着几朵春花，喜从心来，欢腾欲舞，自有一番风致，这是一种吉祥绘画。明末陈洪绶也是画钟馗的高手，他画钟馗强调并夸张头部，面目怪异却很慈善，很有神的气概。
清代钟馗画的创作达到鼎盛时期，众多画家都创作过钟馗，营造出一个丰富的钟馗世界：在形体上可胖可瘦，可高可矮；在相貌下可以形同猛将，也可以状为寒儒；在服饰上可以破靴敝衣，也可以锦袍朱履；在气质上可以温文尔雅，也可以粗犷豪放；在情态上可以怒火冲天，也可以笑容可掬，在动作上可以叱咤鬼魅，也可以缓步竹林……传说中的钟馗，在众多画家的腕底毫端，面目众多，艺术风格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文人画家画钟馗似乎多集中在五月五日端午节而非除夕。从除夕移向端午，大抵始于明清之交而盛于清代。显然，清代文人画家将钟馗画到五月端午是有深刻寄寓的。一方面，钟馗画生动地表达了人们誓与鬼怪决一死战的信念和勇气。
由此，钟馗画普遍寄寓了人们禳灾辟邪、迎福祯祥的朴素愿望。所以，历代画家笔下的钟馗画必然受到民众喜爱。
虽然钟馗形象出自神话传说，却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许多时代、许多阶层人们的意愿和理想。钟馗祛妖除邪，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意愿。虽然，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钟馗的评价不同，但他们却一同在驱邪逐崇等祯祥用意上寄托着各自的美好理想，从而在钟馗形象中聚集了较为一致的理想。
总之，钟馗画以其历史的惯性长年与民间结缘。正因为经过自野而文、由文而野的上千年的相互交融，使得历代钟馗画文野并存，文中有野，野中寓文，也成为历代钟馗画的重要美学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