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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行为的分类

经济租。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减去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差。以小李为例，他在其他单位的工资为2万元/年，在A单位的工资为2.5万元/年，0.5万元/年是小李获得的经济租，也是小李取得的超额利润。小李之所以在A单位能获得超额利润是因为小李拥有为A所看重的某种稀缺能力，不难发现小李获得的超额利润多少与其特定能力的稀缺程度紧密相关，垄断是超额利润的来源，垄断有两种形成方式，一种是通过竞争而造就，另一种则是由政府所赋予。

生产性的寻利活动。这种活动在市场（无形之手）指引下，以互利为指导思想，通过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或服务、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等级和创造新产品、或服务以及开拓新市场，借助公平交易的形式追逐利润甚至是超额利润，这种活动能给不同的主体都带来不同程度财富的增加。以一家饭店为例，独到的菜品或精致的服务都能使该饭店获得比同行平均水平更高的利润率，同时也能为原材料供应商、服务员、厨师以及政府带来财富增量。

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这种活动通过游说、鼓吹、奉承、哄骗、行贿等为手段获得政府（有形之手）的帮助或干预下，以获得垄断性的地位为手段，通过对现有财富或生产性活动创造的财富进行转移而获得收益，这种活动实现的是财富在拥有者和寻租者之间的转移。如果政府将消费者将原可以自由购买的矿泉水变为由B专卖，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买到和原来一样数量的矿泉水，专卖前矿泉水的价格差实现了财富由消费者转移到B，原有矿泉水销售商的利润也转移到B。

二、传统中国勤劳的错配

1、勤劳配置的条件

生产性寻利活动

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由具有购买力的人口规模和市场的可通达性决定，市场规模从需求端决定利润的大小。市场规模越大，潜在的利润的空间也就越大。城市与农村的市场规模更大，不仅是因为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多，而是因为城市分工程度远高于农村的分工程度，更高的分工程度不仅意味着更专业地满足别人的需求，同时也意味着需要从外部购买其他产品满足自身的需求。

进入壁垒。进入壁垒是产品、服务供给者进入某个领域所遇到的障碍，由生产产品、服务的生产要素供给、现有企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以及政府管制等因素影响，从供给端决定了利润获得的程度和大小。进入壁垒越高，生产性逐利活动可选择的空间越小，其规模自然受到限制。

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为了交易双方为了完成交易而支付的成本，由交易过程中的技术因素（产品质量的衡量、产品受益者的分割等）、制度性因素（政府权力受制约的程度、政府审批项目的多寡及审批效率、司法体系运行效率等）共同决定。交易成本是交易收益的抵减项，当交易成本足以抵消交易收益时，交易变不会发生。

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界定了个体对某种特定资产所拥有的权利集合，该集合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界定明晰、保护有力的产权制度是寻利性生产活动得以开展和持续的前提，产权制度界定了交易者可以用何种资产进行市场交易，保证了通过交易所获得之利的安全性，进而形成稳定的关于未来的预期，“有恒产者，有恒心”道理也在此。

非生产性寻租活动

政府权力受约束不强。寻租的实质是通过游说或行贿获得政府授予的某种权力或保护，然后把这种特权的价值通过财富转移变现。政府的决策机制以及行政，司法和立法权的制衡情况影响寻租的成本。独裁程度越高，同时三权集中程度越高，寻租成本越低。

私人产权保护不力。寻租的收益来自于对他私有财产的转移和再分配。私有产权保护越好，寻租的收益越低。私有产权的保护来自于司法体系和个人力量保护两个方面。

3、不同类型活动的收益及表现

生产性寻利活动。农业是我国农业文明时代主要的生产活动，但是我国的农业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为目的。欠发达的商业体系制约农业剩余产品转化为其他产品的能力。这意味着农业对普通农民而言，其主要功能是维系生存而不是增长财富。重农抑商的政策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儒家文化对利益的批判以及不停的战乱导致商业给商人财富积累的贡献程度有限。

非生产性寻租活动。

追逐权力。政府权力无尚的权威、高昂的监督成本以及制约机制的缺失，使得权力拥有者不仅可以拥有较好的声誉以及合法稳定的俸禄，而且还可以通过直接通过权力或者将权力的使用权有偿转让等方式获得更加丰厚的财富。中国古代十大富豪中，有六个财富的来源与权力紧密相关（刘瑾（明代正德朝大宦官）、和珅（清代乾隆时大贪官）、宋子文（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商名伍浩官、邓通（西汉文帝宠臣）、梁冀（东汉外戚）、吕不韦（秦国丞相））。为了获得收益巨大的权力，人们绞尽脑汁通过武力、世袭、他人举荐、考试以及捐官等等各种形式进入权力体系，而且尽可能地靠近权力的中心位置。

破坏性竞争。依据经济学的观点，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市场均衡的重要机制，也是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但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竞争不是通过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超越对手，而是通过"拆台”让对手变得更差而打败对手。这在宫斗夺位、现代商战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就财富创造而言，这种竞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而不具有任何建设性。这种损人利己式竞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双输的，因为每个人都试图破坏别人，也难免被别人破坏。

欺骗。老子思想中"知雄守雌“以及后续的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主要是针对军事斗争，而人们却将这些思想泛化至人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欺骗的一种文化起源。中国的骗术延绵千年，长久不衰，变化无穷，成为智力与人们心理的种种弱点之间的较量。欺骗的净收益远高于破坏性竞争和追逐权力，而且骗术还可以融入追逐权力和破坏性竞争的活动中。

传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使得勤劳特别是知识在生产性活动中难以获得超额收益（普通农民和商人劳作一生所积累的财富也非常有限），而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则具有获得超额收益的潜力（比如刘邦、朱元璋以及和珅等通过非生产性活动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三、总结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种激励结构导致传统中国的高质量的勤劳（思考，聪明）错配，生产性部门高质量勤劳配置不足（学而优则仕，在某种程度是该问题的写照），而非生产性部门超配。设想一下，超配的智力资源加上不受制衡的权力，这不仅会给生产性活动带来致命的打击。而且会扩大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之间勤劳尤其是智力资源的总量的鸿沟，出现“劣质的勤劳驱逐优质的勤劳”，最终陷入“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