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就是《平均的终结》的副标题。这是一本能让你刷新认知，在这个巨变时代获得一些“抢跑”优势的书。
一、一种落后的世界观——平均
这是一幅号称是计算机科学家算出来的中日韩三国青年男女平均脸：
可见，这三男三女长得挺不错，但是不是长相距离他们越远就越丑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自然而言想到，这有点像被刻意搞得很匀称的整容脸，平时所见到的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女生，并不是每个人都长了一个整容脸，她们有千奇百怪的美，有多姿多彩的美，每个人，都美得与众不同。
再看这个雕像
1945年，美国人把15000名青年女性的身体数据，搞了一个平均标准，据此塑造了一个雕像，视为完美女孩。接着搞了一个选美比赛，有3864名青年女性参加并把身体数据寄给主办方，竟无一与雕像数据全部吻合，哪怕放宽到只看五个指标，也才找到四十个符合的人。
当年美军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他们根据4063名飞行员、每人10个身体数据，取平均值算出一个美军标准飞行员的身材，据此搞了一个飞行驾驶舱，结果很多人都不适应。
还有一个记忆力实验，通过核磁共振检测不同的人记忆同样的单词大脑活动区域，结果发现，每一个人记忆活动的大脑区域实在是非常不一样。
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人。我们不妨放宽视野，看看太阳系、银河系里面的行星，是不是几乎没有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探索宇宙这么久了，也没有找到一个跟地球一模一样的，甚至稍有类似都让地球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为什么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不一样呢？先让我们来追根溯源。
二、“平均”的历史——四个人的故事
第一个人，阿道夫·凯特莱
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开始大规模统计人口数据，进入了第一个“大数据时代”。有了数据，凯特莱就开始了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多次测量取平均值，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科学方法。凯特莱最初对比利时士兵做了一次测量，身高、体重等等，计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平均人”。凯特莱的一个特别贡献，是他给这个“平均人”赋予了一个意义 —— “平均人”，是最完美的人，人就应该是平均人！
第二个人，弗朗西斯·高尔顿
高尔顿认为，“平均”根本不值得追求 —— 你应该追求高于平均！你的跑步速度比平均人快，你应该以此为荣啊。在高尔顿看来，偏离平均值，既不是误差也不是错误，而是排名的参照物。高尔顿发展出了一系列人格测验的方法，想通过考察个人相对平均水平的差异，来把人分为高中低档。从那时到今天，人们对“平均值”就有了两种态度：①用一群人的平均值来代表一个人，说明什么叫“正常”，并且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②用偏离平均值的距离，来给人排序和分类。
第三个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今天人们常说的“泰勒制”，就是他的发明。19世纪末，当时美国工人非常不专业，工作效率参差不齐，工人离职率也相当高。泰勒关注的，是怎么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泰勒是“凯特莱”的信徒，他考察了工厂里每一道工序上，若干个工人所需要耗费的平均时间，就把这个时间作为标准时间，并推导出标准工作量。“泰勒制”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个标准化，我不求你超额完成任务，但你必须在标准时间内完成标准工作量。今天看来这点有些难以理解，但是对当时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无组织无纪律的粗人来说，变成“标准人”，可是对自我的提升！
第四个人，爱德华·桑代克
他直接继承了高尔顿的思想，还进一步发挥了—— 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区别是天生的。教育系统的任务，就是把不同类型的学生输送到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去。桑代克发明了标准化考试，堪称是现代考试制度的鼻祖。这样整个教育系统就成了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干的不是“启蒙”，也不是“培养人才”，更不是“传播知识”，而是把人分类！大部分人去泰勒制工厂当工人，一部分人去当经理。
从凯特莱到泰勒，从高尔顿到桑代克，围绕“平均人”的两个思想，直接造就了现代的企业制度和教育制度，影响力一直达到今天。每个人都被贴了标签，分了类，评定了排名。你作为一个个人的个性、想法和感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对于“平均人”是个什么状态。人，在这个体系中只不过是个劳动力，是个生产单元，是个工业品。
在此，我先尝试回答几个问题：①为什么会有“标准”？或许源于人类认识世界对确定性的追逐，不确定则不安全，本质上是一种为节约成本而走捷径式的粗放认知。②“标准”有什么影响？人为设定一个有欠科学和公允的刻度，压抑个性，否定差异，工业上虽能淘汰不合格产品，生活中则是对人的伤害。③为什么“标准”不适用？“过度拟合”，自然不适应现实情况了。④去“标准”化的机遇？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被算法控制的“标准”服务会更多，与此同时，人也就更能集中精力干那些“不标准”的充满创造力的事！
接下来，该是想想怎么办的问题了。
三、这才是人——找到独特优势
这是梅西的“雷达图”
喜欢玩FIFA或足球经理之类游戏的都知道应该这样考察一个球员，但是，我们求职、求学这些考虑了吗？没有。看来，人生如戏，并非如此。
即使是谷歌这么牛逼的公司，前几年也就只看看一个人的毕业院校、大学成绩这些简单的数字。2012年《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在财富500强企业里，有60%的公司都是只用一个指标来评价员工表现。可是，成绩或业绩并不能说明什么，人的长相、智力、品性、道德、身高、体重等等，在统计学家看来，其相关性都在0.4以下，也就是弱相关，甚至无关。
后来，谷歌做了一个内部研究，考察了300多项指标，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用的，可惜，没有，但发现几个事实（注意，能进谷歌的肯定是在一定门槛上的，你偏要以此标准去看待城管群体肯定不行）：
①一个人的SAT（相当于中国高考）成绩，和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毫无关系；
②毕业院校和工作能力也没关系；
③是否曾经在编程比赛中获奖，和工作能力也没关系；
④在大学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表现有关系，但这一点只在毕业三年内有效 ——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毕业超过三年了，再看他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就没有意义了。
由此可见，用单一指标评价人才的时代即将过去，每个人都需要一张自己的雷达图。
对大多数人而言，在这个平均向不规则、单维向多维变迁的年代，不妨“抢跑”一下，自己完成你的第一幅“雷达图”——推荐比较权威的盖洛普优势识别器。认识你自己，认清你自己，认准你的优势，很重要。
四、人是这样的——识别具体场景
我比较喜欢的心理学，常常高度概括人类，比如说人们会有“从众心理”、“幸存偏误”、“内群体偏袒效应”；而我们每个人看待另一些人或个人，往往喜欢贴标签，比如某省人很假、农村人很笨、程序员很宅，等等。前面就讲了，人是非常复杂的个体，怎能如此简单粗暴地看待另一个人呢？
华盛顿大学教授正田裕一九十年代搞了一个著名研究，在一个夏令营里对84个6-13岁的孩子做了为期六周的系统性观测，每隔1小时记录一次对孩子们的性格评价，总记录数据达到14000多个小时，平均每个小孩被跟踪观察167个小时。
这项研究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每个小孩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是不同的。这其实很好理解，比如你第一次与情人约会，表现得很内向；第一次与兄弟喝酒，表现得很外向；第一次向大boss汇报，表现得很紧张……那你到底是外向、内向还是什么性格？
正田裕一据此提出，人在这个情境下是一个性格，在另一个情境下完全可以是一个相反的性格。就算你把不同的情境都考虑到，给他算个性格平均值，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谈论人呢？最科学的方法，是考虑具体的场景，A场景下他是怎样的人、B场景下他是怎样的人、C场景下他是怎样的人……
所以，简单地给人贴标签，认为自己或别人是怎样的人，已经过时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升级，或许会让你再次“抢跑”……
五、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摈弃标准路径
1998年，有一个就是不信“平均”的女科学家，克伦·阿道夫，实地观察了28个孩子到底是如何学会走路的。她把每个孩子都当做独立的个体，全程观察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结果，通过这28个孩子，她竟然总结出了25种从爬行到走路的成长模式。可以说每个小孩的过程都不同！有些小孩可能直接跳过爬行这一步，学会了走路；还有小孩在中途还出现过退步的现象。但不论如何，最终所有的孩子都学会了走路，都走得一样好。阿道夫得出结论，过去医学界主流认为小孩有固定的成长阶段，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
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学走路这种事，每个孩子成长过程都不一样，那么成年人的学习和工作成长，又怎么能一样呢？杀猪，有的人就是要杀屁股，照样高质量；学习，有的喜欢自学，有的通过谈话学，有的喜欢读有的喜欢听……哪有所谓“正常”的学习轨道；职场，有的平步青云，有的步步惊心，有的稳中求进……怎会存在一个“标准”的职务升迁轨道。
每一条路，都是你自己特立独行出来的……
毒鸡汤，好励志，来来来，一口干……
最后的两点想法：
A、“泰勒制”把人看作经济人，对工人进行精细算计，只要工人的执行力不要创造力，强调工人的纪律性贬低自由度，如今看来那是很压抑人性，起初也是遭遇工会的强烈抵制，但不得不说，“泰勒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泰勒制”的出现是一个“范式转移”的例证，表面看它推动了管理革命，实际上它促成了思维革命，这也是当年泰勒本人一直强调并在法庭作证时反复陈述的。再看，如今我们是不是也面临“范式转移”呢？转移过渡期往往是冲突最激烈的……
B、人是不规则的，人才就是在不规则基础上再不规则一点？不规则并不是完全排斥平均，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素质仍然需要在平均区间的下限之上，就像那么多患卢伽雷病的人也就仅仅出了一个霍金。由此再进一步，霍金能成为霍金，是因为超级不规则，长处光芒四射，让其它短板都黯然失色。所以，人才，就是正向不规则完爆负向不规则？人类，既是想像共同体，又是合作共同体，都需要分工和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再不规则的人，也是一颗“螺丝钉”、某个“元器件”，根本区别仅在于共同体内你的可复制性和可替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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