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了，很多人听说许知远在写梁启超传。有人期待，有人观望，也有人怀疑。
现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即将出版，传闻终于成为现实。
“这是我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书稿让不惑之年的许知远告别了新闻的碎片和互联网的短暂，进入一个更深远、广阔的领域，完成了自身的一次转型。
对于这部传记，他有着富有雄心的期许：
“我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为什么是梁启超？
作为“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许知远对今天的质疑和反思，在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身上找到了共鸣：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这本书是个避难所，每当我对现实感到无奈，就躲入了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
过去的几年，许知远做了很多事，加入创业大潮，做播客，录《十三邀》，意外成为网红，但他说，写梁启超的传记是近期让他感到最快乐和兴奋的事——仅用 30% 的时间做节目，剩下 70% 的时间都用来写作。
▲许知远在美国 本文肖像摄影：尤明慧
这本传记里有他真正想对这个时代说的话。它携带着一位职业作家饱满的热情、细密的考证，许知远特有的叙事风格和社会批判，以及他对梁启超生命的书写和自我情感的投射——风云变化中，每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抗争。
写一部梁启超的传记
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
2013 年，37 岁的许知远厌倦了新闻业。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他看到一张梁启超的照片，他与印度诗人泰戈尔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
Pankaj Mishra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照片上的梁启超三十岁左右，彼时的他刚刚经历戊戌变法的失败，正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希望能够重新集结力量，营救受困的光绪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
在许知远的叙述中，照片上的梁启超，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
正是这坚定的眼神击中了许知远。“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
两个世纪的 70 后在此相遇
“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许知远在书中写。
梁启超是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文学家、教育家，中国近现代的学术、思想、政治各个领域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梁启超）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了塞缪尔·约翰逊、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
100 多年前，梁启超说：“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其激越进取之精神，直到今天仍令国人振奋。青年时期梁启超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深深吸引了许知远。你能感受到作家热烈的情绪，几乎溢出纸墨。
“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
两个世纪的 70 后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这样评价这本书：“许知远通过将心比心的感受复活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并尝试着以梁启超式‘笔端常带感情’的写法，写出梁启超和他的时代。”
历史的现场已经面目全非
情绪却是相通的
这是许知远第一次写作历史人物传记。在撰写过程中，他做出艰苦的努力，最后完成的第一卷全书近 400 页，近千条注释。在搜集、阅读史料的同时，他从广东新会茶坑村，到广州万木草堂，再到北京、上海及至日本横滨，一路追寻梁启超的足迹，以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
在茶坑村散步，品尝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夏日午后在残留的万木草堂发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抵达长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法源寺外闲坐，想象他与谭嗣同、夏曾佑热烈的青春……
历史的现场已经面目全非，想象也不可靠，但情绪是相通的。在复活时代细节与情绪上，这本书是一次少见的示范，也是我们重新进入历史、并且理解今天一个最好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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