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许多了解日本的人都认为，日本人是不可能投降的。

日本是好战的民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坚信自己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他们中的许多部队还没有经历过失败。在日本本岛，到处都是誓死顽抗的人。

让他们放下武器，举械投降，怎么可能呢？

但1945年8月14日，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发布前，顽强的反对者们围住皇宫，试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们全部服从。

不论是在满洲，或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或是本土的东条英机及其手下们，没有一个人敢反对！

然而，天皇在日本政权中并没有实权，相当于一个傀儡！

在日本的报纸杂志或战俘口供中，有不少人对他们前线的指挥官破口大骂，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他们批判政府，大本营甚至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但人民人人爱戴天皇，老百姓听到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让陛下放心”，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是什么让日本人对天皇如此效忠呢却对天皇以外的任何人无情的批判呢？

在中国，我们对于诚实的定义是，行为与内心一致，不虚假。

一个诚实而真诚的人，敢于将真实的自己表露在世人面前，不因他人评价而刻意改变自己。

一个人夸赞你的优点，善意地指出你的缺点与不足，我们会说这个人很真诚；

一个孩子做了一件错事，向妈妈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会说这个孩子很诚实。

但日本人说某人“诚实”，并不一定是说他做所有事情都是从内心出发，根据自己的爱憎，决断或怀疑而行动。

他们说某人没有诚意，其实只是因为那个人跟他意见不同！

他们会嘲笑那些轻易流露感情的人：“你看，青蛙一张嘴，就露馅了！”“就像石榴，一剥皮就知道他里面有什么。”

他们认为“暴露感情”是可耻的，因为那会“暴露”自己，因此他们极端自律。

日本强调社会主义，一个人的行为需要符合这个社会的规则与观念，无论他是否情愿。

儿女的婚姻必须听从“父母之命”；父亲是一家之主，掌管大全，同时要为整个家庭承担义务；媳妇在家里的地位是很低的，必须听从丈夫，同时对婆婆温顺有礼，言听计从；长子不能离开家，成年后他将承担家庭的责任，对弟弟妹妹也有一定的义务；弟弟妹妹必须向兄长行礼，尊敬师长。

同时，日本礼节繁琐复杂，但却必须遵守。

杰佛里.格拉说：“一般来说，在那些大家族或其他宗派中，如果集团成员被其他集团成员指责和攻击，该集团一般都会挺身而出支持他。

只要他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他就会相信在需要或受到攻击时，会得到本集团的充分支持，他就敢与本集团以外的所有人为敌。

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一个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

如果外人不赞成或指责他，他不能说服其他集团的人收回责难，本集团的人就会反对他、惩罚他。这样一来，‘外界’的赞同在日本就远远比在其他社会重要得多。”

因此，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们有时行动瞻前顾后，有时又勇敢得近乎鲁莽；有时很听话，有时又不会被轻易掌控；他们可以彬彬有礼，有时又桀骜不驯。

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日本人的儿童时期过的是有特权和骄纵的生活。

小孩子的约束很少，除了必须尊敬父亲，必须听父亲的话外，全家人都宠着他，特别是男孩，他们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

在孩子心中，妈妈永远是有求必应的，一个三岁男孩会无缘无故跟母亲发脾气，他绝不敢反抗父亲，却可以把这种怒气发泄在母亲与祖母身上。

日本人认为自己“人性本善，众生慈悲”以及“作为日本人无上光荣”，同时“人人都有‘佛性’，死后都能成佛。”

这种思想让他们变得顽固，变得相当自信，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工作，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反对政府，他们会以死力谏，证明自己才是对的。但有时候，这种自信让他们变得狂妄自大。

六岁以后，强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谨言慎行”，必须“知耻”，如果犯了错，家人会集体反对他。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在学校里犯了错，受到了老师的惩罚。

回到家不但没有受到家长的安慰与引导，反而被爸爸赶出了家门，他没脸到亲戚家去，就知道待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所幸被母亲发现了，跟父亲好说歹说，才让他回了家。

家里人会把孩子看作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社会指责小孩，家人也会反对他，因为他“违背了社会的道义”，就别指望家人支持他，也别指望同龄人的支持。他犯了错误，同学也会疏远他，如果他不陪罪和保证不再犯，伙伴们就不会理他。

这种来自社会的压力使孩子们认识到，必须准备好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免得被“世人”耻笑，遗弃，所以他要克制自己那些童年时的冲动。

日本的儿童教育使日本人的性格出现了断层，因此造成了他们性格的两面性，也就促成了难以理解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