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瑶人设中的矛盾
豫让的死——尽管有可能也是虚构的，其本身目的也只是为了表现赵无恤的礼贤下士，却不小心衬托出了智瑶的一个优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洗刷智瑶长期以来的负面形象，但是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选择性地忽略。
而且根据《系年》的记载，晋出公在位的时间有二十三年，到三家灭智的次年，也即公元前452年，三家才立了晋敬公为君。也就是说，智瑶挟哀公以令诸卿的事件，或许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是胜利者为了抹黑失败者而编纂的谎言。如果连如此重要的历史事实都可以篡改的话，还有什么是可信的？
之所以说这些，并不是要为智瑶翻案，仅仅是想说明，在儒家史观下所塑造出来的这些形象，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并不能作为战争胜负的真正原因来做考量。智瑶或许真的是一个骄横不仁的人，但横向来进行对比，作为战胜者的赵无恤也未必就是什么谦谦君子。如果这个理论能够真的成立的话，那就应该是让他们两个人都走向失败，显然在有败必有胜的战争模式下，这种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
从道德的角度分析战争的成败，可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多因素作用的社会问题，简化为单因素的个人问题。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儒家史观所惯用的手法。他们往往把朝代更迭或者经济衰退等重大的社会灾难，理解为君主德行所导致的结果；将国家治理上混乱，归因于主政者个人的忠奸操守。
这对于故事的叙述者来说，显然能减轻不少的负担，但却往往容易忽视其背后的真正问题。但对于家国天下来说，这样做显然不能发掘出社会发展背后的逻辑，也就不能真正地找准矛盾点，对于问题的分析也只能流于表面。
按照这个逻辑演变下去，最后造成的结果就只能是朝代更替、治乱循环，国家在党派利益集团的互相攻讦之下走向死亡，直到整个社会在低水平的运作之下渐渐锁死。
古人犯这样的错误，或许是由于其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在读到这些古书时，也一直因循这样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于过往问题不假思索，认为凡是古的都是好的，那就未免有些食古不化了。
过往的史书中，往往有对失败者肆意抹黑的传统，在有关晋阳之战的史料中，也同样如此。而智瑶被抹黑的地方除了他的德行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在抗日神剧中司空见惯的槽点，那就是智瑶的智商。
智瑶的优势
但不论是直接照搬史料，还是通过对战争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智瑶或许身上有些自负，但绝对不蠢。
在这些史料中，提到智申立嫡的时候，曾经说过智瑶是一个具有诸多才华的人，唯一不足的便是他的德行。但是反观后来的史料，特别是战争期间智瑶的表现，会发现一个奇特的问题，那就是智瑶不仅德行不好，智商也有严重的损伤。如果不是因为智瑶得了老年痴呆症的话，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解释。
本书在讲到战前策略的时候，曾经管中窥豹，臆测楚一些智瑶在战前进行的部署。比如他是如何选择对手，又是如何逼迫赵氏反叛的，尽管这些策略在运用中存在不少的瑕疵，但至少可以反映出智瑶这些做法的本意，并不仅仅是因为坏。而在智瑶逼反赵氏之后，在团结韩、魏上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韩、魏两家后来反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们与智氏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反而是与赵氏交好。造成智氏孤立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智瑶自身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恐怕是人们很难注意到的——那就是韩、魏两家再这场战争中，是作为智氏和赵氏的陪衬出现的，他们究竟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却鲜有人关心。然而作为对这场战争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的两家，其态度显然不应该被这么轻易地忽略。
为了尽可能地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在叙述战争过程的时候，笔者尽量不在战争过程中添加评论。但论述至此，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对晋阳之战的整个过程进行一次重构，以便对晋阳之战胜负提出一个新的，且符合逻辑的看法。
晋阳之战的交战双方，分别是智氏和赵氏。智氏和赵氏两家真实的实力对比，由于缺乏数据统计，很难做出对比，唯一能够判断的，只有智氏和赵氏之间的均势消长。
在智氏方面，他的优势在于有国君的支持，有执政地位的背书。这两点在晋国历次的卿族斗争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赵氏的下宫之役，三郤的车辕之役，栾氏的固宫之变，范氏和中行氏的东阳之战，都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卿族，在国君的支持下，对排名靠后的卿族掀起的挑战，其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智瑶对韩、魏两家的控制
赵氏在这些传统的因素上则完全处于劣势，如果说有什么条件更为有利的话，那便是赵氏与韩、魏两家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亲善。
然而，即便是这仅存的优势，也是极不稳定的。在切身利益面前，联盟关系会经常发生变换，栾书与三郤在下宫之役时，是同盟关系，但到了车辕之役时，就成了敌对关系。中行氏与栾氏在车辕之役时，是同盟关系，但到了固宫之变时，就又成了敌对关系。中行氏与智氏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这种变化简直不要太频繁。
智瑶在赵氏的这个关键点上下了不少功夫。他先是利用公室拮据为由，要求三家西献出土地供养公室，迫使赵氏背上了不尊奉公室的罪名，在道义上占据了上风。尽管这个过程中也因此与韩、魏两家更加疏远，但并不代表智瑶就束手无策。他与韩、魏合谋，许以重利，并设法离间两家与赵氏的关系，使得韩、魏两家没有理由跟赵氏合作。从这方面来讲，智瑶的做法并不失败。
但做到这一步，智瑶尤感不足。韩、魏两家态度骑墙，这是客观事实，那么既然智瑶可以许以重利，为什么赵无恤就不能呢？如果放任他们坐山观虎斗，万一有一天他们被赵氏策反了，自己有没有应对的办法？
如此一来，有一个反常之处就值得我们注意了。之前的历次争斗中，各卿族之间虽然结成了或松散、或紧密的联盟，但在大多数的战斗中，作为联盟成员的家族，往往并不直接派兵参战，只有当处于冲突核心的家族地位尚不稳固的时候，他们才会出手相助。但晋阳之战却打破了这个惯例，被强行拉入同盟的韩、魏两家，并没有安安生生地在自己的大本营坐看鹬蚌相争，反而跟随智瑶，全程参与了晋阳围城的全过程。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韩、魏两家参与晋阳围城，并不是以智氏同盟出现在战场上的，他们的真正作用，是智氏用来制约两家的人质。
智瑶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将韩、魏的军队列入正式作战计划之中。围城战役的关键节点，都是由智氏亲兵负责，韩、魏两家的军队充，其量也只是担当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韩虎、魏驹对于自己的角色显然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因此他们跟随智瑶出兵时，并不会倾尽家族的全部实力——实际上，为了防范两家反水，智瑶也不允许他们带太多的兵力。
有鉴于此，当智果和郗疵一再劝说二君可能反叛的时候，智瑶并不担心他们所带的有限兵力在自己的严密防范之下，能够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相反，为了稳住两家，他还会一再表示会信守承诺，甚至将还特意将郗疵的话透露给他们，并按照他们的意见将其遣送到齐国。
韩、魏两家在战争中的角色定位
在这样的一场博弈之中，韩、魏两家有着重要的角色定位，他们的态度显然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如果对比晋阳之战和东阳之战的话，韩、魏两家在晋阳之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智砾在东阳之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智跞当时虽从属于赵鞅的阵营，但又以董安于倡乱为由，逼迫董安于自尽，同时又希望借助范氏、中行氏达到削弱赵氏的目的。
韩氏和魏氏在战争初期的态度，恐怕也是如此。晋国历来的诸卿之乱，让韩、魏两家都战战兢兢，他们深知，这次围攻赵氏的战斗绝对不会是晋国最后一次内乱。因此不管他们帮谁，战争结束之后剩下的那一家，还是会对自己动手的。帮助智氏灭赵，壮大智氏的实力，显然不是首要选项，而赵氏的强大也是他们所忌惮的。否则的话谁也无法预料强大的赵氏，有朝一日会不会变成今日的智氏，对两家予取予求呢？
因此，站在这两家的立场上看，谁的道德情操更为高尚，谁在道义上更加站得住脚，智、赵两家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都不是他们所在意的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胜利者？是一个凯歌高奏的全胜者，还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惨胜者？
他们显然会选择后者。
战争最好的结局是两败俱伤，任何一方笑着赢得战争，都不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然而在战争开始后不久，智瑶便放弃了强攻，开始用水围困晋阳，从战场局势来看，胜利的天平显然已经向智氏倾斜了。智氏可以不费兵卒，就能持续而有力地消耗赵氏的粮草，消磨赵军将士的斗志，这对于韩、魏两家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当智瑶在战场上得势的时候，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刻，恰恰也是战略上失势的开始。韩虎、魏驹作为人质，虽然会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但若是考虑到家族未来的存亡时，这些显然就都不重要了。
因此史料中提到的，韩、魏两家心存唇亡齿寒的忧虑，并非是出于对智瑶骄横的恐惧，如果将赵无恤和智瑶的地位做一个互换，到战争的后期，他们也一定会反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