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Sharon Zukin
一、作为阈限空间的商业区
阈限：“有间隙性的或者模棱两可的状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咖啡店生意走向没落，被麦当劳和比萨饼屋取代。
与景观的物质变化同步的是观察商业区的方式。在监狱、法院、办公单位等公共机构交织监视下的空间里，出现了全新的草根视角：把商业区视为文化创新的孵化器。新的标志性景观不但有艺术画廊，还包括了商业区夜总会和中央铁路站，这些阈限空间变得昼夜不分，贵贱不论，模糊了文化与商业之间的界限，它们也是商业区阈限区域的标志物。
商业区的阈限空间在中心与权力的张力之间发挥着一种中介作用。
1975年以来，艺术家社区和商业服务的扩张使曼哈顿成为商业与文化之间阈限的始祖。然而中心权力景观的重新确立不断受到本土经济形式的复苏以及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男女的检验。对于城市景观的缔造者而言，无家可归是个永久存在的问题。
商业区使市场经济中阈限问题的矛盾本质突显出来：公共空间是每个人或任何人都可以占用的吗？抑或它只是私人开发的场地？
二、批评的基础结构
批评的基础结构毋庸置疑地依赖于广泛的消费需求。在粮票、失业和最低工资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低收入家庭获得营养食物越来越难，同时却有更多的生活富裕、疲于选择的消费者困惑于新的消费方式，因为在商品中难于作出抉择而焦虑。
反思型消费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品味转换的问题，更是一个品味生产方式的转变的问题。
在物质产品大量生产和分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真品”的品味成为社会区别的策略，这里“真品”指两类物品：历史见证物和独特设计物。
如今主导文化消费的人们是艺术家、设计师，他们引导人们的需求并将这种需求与生命意义相联系；忙碌在生产线上的新兴服务业制造者，他们迎合那些“渴求手工织布而摒弃印花棉布的审美疲劳的顾客”。这种需求通过追求历史和时尚效应的并置而实现。
在洛杉矶或迈阿密这样的后现代城市里没有一种单一的象征形象。在关照这些景观时，我们采用的是与想象和现实相互作用的视觉消费方式。景色的视觉消费有赖于自然与多年之前获得的技巧的相互作用。
- 18世纪末，贴板剪图、灯光和声音建构出伦敦、乡村以及海滩的景色
- 19世纪，透视法和全景图操纵灯光，在屏幕上形成半透明的通常是城市街道的形象。
- 再到后来电子媒介，完成了形象向权力的转化。广播电视打破了公众与个人、地方与全球、客厅与世界的所有障碍，最后把观众而不是形象，转化为产品。
视觉消费中幻想的本土化与经济权力的集中化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早期美国各州的权力是通过人造街灯来照亮公共空间的，那么现在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索尼公司和迪斯尼公司和电子权力则是用电子形象照亮家居的私人空间。生产资料如此密集，消费资料如此分散，于是形象的传播便成了控制知识和想象的一种方法，成了权力技术及其象征表现的一种社会合力控制形式。
三、作为权力景观的幻想
沃尔特·迪斯尼 的迪斯尼乐园
迪斯尼的想象景观反映了建立在视觉消费基础上的大众传媒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