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以为，宣传只不过是一些“谎话”，或者冠冕堂皇的说法。埃吕指出，对宣传抱有这种简单想法的人，往往正是宣传容易捕捉的对象，因为宣传并不总是以“谎言”的面目出现。宣传还可能以“真相”、“半真相”、“有限真相”、“抽象真相”等不同的面目出现。纳粹宣传大师戈培尔早就知道，宣传在涉及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时，必须尽可能地经验层次上保持确切真实，否则难以去取信于宣传对象。他对希特勒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被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上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
如果谁把宣传只是当作谎言，那他就一定无法识别不直接以谎言面目出现的宣传。而且，谁如果误以为“宣传就是谎言”，他还可能抱有另外两种对宣传的错误理解。第一个错误理解是以为人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宣传——他们有的是上了宣传的当、受了宣传的骗，有的是不想接受宣传，但却无法拒绝，总之，受宣传影响的一方只是被欺骗，被愚弄，是单纯的受害者。第二个错误理解是以为宣传的目的不过是要改变受宣传者的“想法”，要是改变不了人们的想法，宣传就不算成功，或者只能是一种失败。
埃吕的宣传研究针对这两种错误理解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首先，人们接受宣传的影响并不总是被动受骗，而且更不是越没有知识的人才容易受骗，而且更不是越没有知识的人才更容易上当受骗。受宣传的先决条件中，最根本的就是现代人会有接受宣传的心理需要，这是一种现代人因其生存环境而很难摆脱，甚至难以自我察觉的需要。现代人为什么特别有受宣传的需要呢？这是因为，现代人是一个丧失了传统自然群体归属（家族、村落、邻里、同乡、世交等）的孤独存在。他是一个存在于陌生人群体中的原子，与他人只能结成抽象的群体联系（民族、人民、群众）。宣传为这样的原子个体提供与陌生人和遥远地方相联系的事件新闻。介入这些事件能使孤独的个人有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和参与感，让他觉得与他人拥有同一个生活世界，汇集在同一种情绪或感受之中。宣传瞄准的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置于群体中的孤独个体。
对于无法独立承受孤独感的现代社会个体，就算他能凭经验察觉宣传（如新闻）的不实信息，他也会觉得，能够接收不实信息也要比没有信息可接收来的强。绝大多数并不会因为不相信报纸新闻而停止看报纸，也不会因为不喜欢电视节目而停止看电视，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纳粹德国的纸张供应已经非常短缺，戈培尔计划将日报改为两天出一次，他的幕僚向他建议说，对报纸读者来说，每天读新闻跟吃饭一样重要，所以哪怕每天只出版一页，报纸还是得每天出。看报纸会成为一种心理期待，一种可以称作为“瘾”的嗜好，一种对不管什么“新闻”的习惯性依赖，这就是一种看上去是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年年招人骂，却又年年被期待，年年大家看，就是这种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在作祟。看不看春晚，这本来是自由的，但是大多数观众其实并不自由（当然，没有别的节目选择可能也是一个理由），他们不管看得有多么受罪，照样好像是身不由己似的非看不可。
其次，许多人误以为，宣传只是与人的想法和信仰打交道，是诱导和规定人们如何去“正确思想”。埃吕指出，其实宣传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和形成人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公开行为，使人有正确行为。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但只要他的公开行为使按照宣传所规定的样子被改变了，宣传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这是极权宣传最重要的特点和作用，也是顺民假面生活从极权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极权或新极权制度，代代相传、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对于极权统治来说，改变公开行为比改变个人想法更重要。每个人看到别人如何“正确行为”，并加入这种“正确行为”，又因此影响别人如此“正确行为”，如果能够把一个社会整肃成这样，极权宣传便发挥出了最大的实际效能。
埃吕指出：“现代宣传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是推动行为。”想法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宣传恰恰是要代替和取消人的思考，让他们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能有所行动。宣传的目的是很功利的，”（宣传）不再是为了改变人们相信某种原则，而是为了使人非理性地照某个样子行动。宣传不再是引导人去选择，而是引起条件反射，不再是改变想法，而是灌输神话信仰“。（23）一个人并不需要懂得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际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接受爱国主义的宣传，走在大街上去挥动旗帜，呼喊口号，骂别人是“卖国贼”。他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国家权力与政党的关系，就可以表示永远拥护某个党，或者根本不在乎一个党是否已经腐败等，而仍要求加入。
宣传的作用就是使人免去思考，并在不思考的情况下就能有所作为。只要照着宣传所说的或暗示的那样去做，那就是正确行为，“为行为而行为，并不是因为行为有某种价值判断。正确行为把人引向宣传者设定，而非行为者自己设定的目标”。（27）正确行为的前提是人自己把“正确”的标准完全交付给某个外在的权威，并为自己随时提供某种无条件照办的理由，而那些理由则是由那个外在的权威事先就为他准备好的。那些完全是现成的程序化理由，如服从组织纪律、识大体顾大局、放远眼光等等。
埃吕把无判断、纯被动的“正确行为”界定为“思想和行为的分离”（27），这种行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纳粹、斯大林的统治下，人们在“相信”宣传的情况下，有“正确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天真无邪”的“正确行为”。但是，这种相信其实是无思想地接受宣传，因此成为一种“人的下意识层次上的被操控”。（27）
另一种是在后（新）极权统治下，人们在已经“不相信”宣传的情况下，继续有“正确行为”。这种“正确行为”则已经不再是“下意识”行为，而变成了“有意识”行为，也就是故意做出来的假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知道什么是“不正确的行为”，甚至有做出“不正确行为”的意向，但同时又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必须隐藏，换一种假的”正确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安全保护自己，并从中得益。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是有充分意识的，是思考的结果，已经不再具有极权统治下许多人的”天真无邪“。
极权宣传不只是会产生一种“愚民”效果，让人变得越来越头脑简单，它还会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智民”效果，那就是让人变得心机越来越深，越来越肯动脑筋，并把动脑筋的结果小心翼翼第隐藏起来，不在公开行为（包括言论）中表现出来。然而，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仍然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它不是因为对或好才这么做，而是因为不能不这么做，才这么做。这种非理性是一种价值的非理性，同时也是一种实惠考量和功利主义的理性。也正是在人们普遍感到处在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才会普遍放弃价值判断，而完全被功利和实惠考量左右。
诱使和迫使大多数人在公共言行中奉行功利主义和道德价值虚无主义，放弃对错、正邪的辨别，这恰恰是老谋深算的极权政权所希望达到的一种统治效果。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利所驱使，那么人与人之间就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当然也就难以形成对极权专制的集体反抗。在功利和实惠利益的驱使下，人的正确行为是没有统一价值导向的，有奶便是娘，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计谋的宣传者只要求受宣传者有正确行为，并不要求他们有前后一致的行为”，宣传者因此可以把被宣传者“在不知不觉中引上他不想去走的行为道路，”这种行为包括行为者原先也许不齿的告密、谄媚、迎逢、加害他人等等。（35）这些行为由于与个人道德完全脱节而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制度性个人作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