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级历史文化学院 段茹艺 18254869104
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可被概括为近代中国由器物走向制度再到文化的探索，这一在中学课程中已被当做定论的归纳，读完此文，才知道原来早被历史上的有志之士总结多次，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才变成了今日课本上的解释。庞朴在1986年写此文，核心观点即为“中国近代所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无异于文化结构的展开”，即从外层的“物”到中层的“心物结合”最终到达核心层“心”。
庞朴在文中首先论述陈独秀和梁启超的总结，陈独秀虽忽略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努力，但已有了很大进步，从以往认为学习西方是“文明的退化三阶段”的价值判断转为“不断觉悟的前进”，梁启超更进一步，将近代的变迁扩展至五十年。庞朴认为，这三阶段的变化在中国文化自己的记录里，是无比的。历史循着自己的逻辑，如文化三结构一样依次展开。龚自珍、洪秀全没有找到历史的脉络，因此相继碰壁，而洋务运动正符合了“异质文化接触始于物质”的规律，持家的“主妇们”和操持国家大事者，毫不犹豫地跨向了另一种文明。然而洋务人士仍视伦常名教为根本，坚持着本末之辨。甲午之变后，郑观应等人“洞见本源”，然而这一步却触及着统治阶层的利益，最需变革的物质生产者没能变革，反而是物质享受者来进行自我维新式的“中体西用”，与此一致的还有“西学中源说”、“托古改制”，而这些“不彻底的神情”预示了维新变法的必然失败，于是，历史的逻辑迎来了辛亥革命，从而完成了变革制度层面的使命，向更深层次寻求文化现代化的任务迈进。之后五四精神“冲决网罗”，“同一切传统彻底的分裂”，完成了最终划时代的“心”层次的转变。接着，庞朴论述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无法区分高下，指出五四时代未能看到文化的民族性，东西文化论战始终未能解决，“留下了未能解决的课题”。
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分期，学界有着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相当明显，不应机械的认为思想是按照顺序排在器物与制度之后，龚书铎在《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中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上看，包括构成、内在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从纵向上看，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带中体西用的演变”此后资产阶级新文化发展成一个较完备的体系。因此龚文将近代文化史分为了1840-1895，1895-1919两个阶段，此观点与庞文的三阶段观点为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分期的主要观点。
“喧嚣一时的政治风云，很快便从记忆中漾去，沉淀下来的只是文化类型而已。” 阅读这篇文章，感受到庞朴的呼吁，即希望青年学者把研究的视角提高，从太空俯瞰蕞尔小球一般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历程与文化变迁史，将镜头推向文化的变迁，进而使我们当下的实践与研究更具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