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旧坟新典一揽收，豪气干云赛貔貅。

山岳为经河作脉，大都小邑费运筹。

有心沧海识变幻，无意金乌坠西楼。

却叹古人多睿智，体国经野谋九州。

——丁酉年九月十八日（2017年11月6日）谨识于成都

一、中国历史地理的源泉——《禹贡》

‌        中国的古史與地也即如今所说的历史地理应当从何时说起？或者说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尚书·禹贡》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 《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经典著作，是后世所有地理书的源泉，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人李振裕说：“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数百家， 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

        《禹贡》的成文时代，古人认为在夏王朝，是由当时的史官所纂写，后来又经孔子整理，归入到《尚书》之中。到了近现代，学者们又提出了《禹贡》成文年代的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乃至秦汉说等各种说法。如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辛树帜认为是西周太史所录；王成组认为是孔子基于春秋时代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生产条件所写的古文献；史念海认为成书于战国初期；顾颉刚认为出于战国中期；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更是提出了战国末至汉初说。其中史念海先生的战国初期说①，有人称其是《禹贡》成书不能早于春秋晚期的铁证②，也就是说，菏水是吴王夫差北上赴“黄池之会”与晋国争霸时开凿的，因为《禹贡》中提到了菏水，所以它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早于这一年，也即公元前486年。这种说法似乎有点武断，因为《禹贡》与其他典籍一样，在传承过程中也经过了后人的多次整理和增删，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个“菏水”有可能是后人在整理《禹贡》时添加进去的。考古学者许宏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定论’、‘正确’、‘错误’一类倾向于绝对定性的词，似乎并不适用于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最早期中国的纪年只能作粗略的把握。‘疑则疑之’既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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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禹贡>的著作年代》，载《河山集·二集》，史念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5月

②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40页，韩茂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

③ 《最早的中国》32页，许宏著，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

        《禹贡》里的九州概念，也曾被一些人说成是战国时期的人杜撰的，并以此称《禹贡》不可能是比战国时期更早期的著作。这种说法早已有人指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成书于春秋末的《左传》里就提到了“九州”：襄公四年晋国大夫魏绛在引用西周史官辛甲的《虞人之箴》时，就有“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的引文。此外，春秋时期齐灵公大臣叔夷铸造的青铜器叔夷镈、叔夷钟铭文里，也有“虩虩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都。”的记载。这说明九州的概念至迟在春秋之世便已广为流布。台湾学者高师弟指出，如果《禹贡》是战国时人所伪造，在当时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环境下，这个凭空伪造出来的《禹贡》被人添加到《尚书》当中，必定会遭到当时的学者的怀疑和抵制，并把它排除在远古的文献之外；此外，古代的史官都是世传的，史料的保存具有很大的传承性，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就回顾了他的家族从周宣王开始世代担任史官的历史，如果《禹贡》是战国甚至秦汉时期的人伪造出来的，凭着司马迁的卓识和阅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其放入《史记》当中，后世的学者也不会以讹传讹，一直拖延到近现代才来证伪。西周青铜器“遂公盨”及其铭文的发现（图一、图二），也说明早在西周中期以前，《禹贡》的思想和内容就已经存在，由此，认为《禹贡》是春秋或战国甚至更晚时期的人们的伪作的说法，显然有失允当。

图一    遂公盨

图二  遂公盨铭文

《遂公盨》译文（采李零先生释文）：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别方设征。降民鉴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昧唯德。民好明德，扰才天下，用厥邵好益，美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济好祀无期。心好德，婚遘亦唯协。天𧄚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卮于宁。燹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二、禹贡九州图

        《禹贡》的体国经野思想反映了古人对于天下的理想划分，这个划分的做法就是“随山川形便”，即以山脉江河湖泊等自然障碍作为行政区域的基本划界原则，这个原则奠定了后世行政区域划分的基础。

图三 《禹贡》九州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