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节

王阳明：新一代君子代表

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由于朝廷的文化专制主义，中国文化严重衰退。

这五百多年，如果想要找出文化巨人，那么，答案只有两人，一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二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

王阳明展示了一种强大的生命结构，让人们看到了新一代君子的精彩状态。

王阳明的影响力之大，很多与文化并不亲近的政治人物，也对他十分崇拜。近年来对他的纪念，更是越来越隆重。

他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历来对哲学家兴趣不大。

在哲学史上，他并不是横空出世。如果纯粹以哲学家的方位来衡量王阳明，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出名。因此，王阳明产生的影响，一定还有超越哲学史的原因。

王阳明的最大魅力，是把自己的哲思，变成了一个生命宣言。这个生命宣言的主旨是，做一个有良知的行动者。

王阳明的人生宣言，一共只有三条。

第一条：“心即是理”。

在王阳明看来，天下一切大道理，只有经过我们的心，发自我们的心，依凭我们的心，才站得住。无法由人心来感受、来意会、来接受的“理”，都不是真正的理，不应该存在。因此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即是理”。

这一来，一切传统的、刻板的、空泛的、强加的大道理都失去了权威地位，但王阳明并不反对理，相信人类社会需要普遍的道德法则，但是他又明白，这种普遍的道德法则太容易被权纷者歪曲、改写、披切了。即使保持了一些经典活语，也容易假化、衰老、灯残。因此，他把道德法则引向内心，成为内在法则，让心尺来衡量，让心筛来过滤，让心防来剔除，让心泉来灌溉。对理是这样，对事也是这样。

“心即是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宣言。依凭着这样的人生宣言，我们看到，一批批“有心人”离开了空洞的教条，去从事一些让自己和他人都能“入心”的事情。这就是王阳明所要求的君子。

第二条：“致良知”。

良知，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良知主要表现一种直觉的是非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好恶之心。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很大，没有时空限制。

良知藏在心底。把“致良知”作为目标的君子，自觉地担负着把内心的良知扩充为“天下之大本”的责任，因此一定不会遇到困难就怨天尤人，而只会觉得自己致良知的功夫尚未抵达。这样，他一定是一个为善良而负责的人。

第三条：“知行合一”。

与一般君子不同，王阳明完全不讨论“知”和“行”谁先谁后、谁重谁轻、谁主谁次、谁本谁末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儿呼吁：行动，行动，行动！他认为，“知”和“行”并不存在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两者本为一体，不可钢裂。他认为，“行”是唯一的发言者。

王阳明让大家明白，他们无行，只因为他们无知；他们来行，只因为他们未知。

由内心指引，由良知指引。这内心，足以包罗世界；这良知，足以接通天下。因此，完全可以放手行动，不必有丝毫犹豫。

与一般的哲学观点不同，这三点，都有一个明确的主体：

我的内心、我的良知、我的行动。这个稳定的主体，就组合成了一个中心课题：我该如何度过人生？王阳明既提出了问题，又提供了答案，不能不让人心动。因此，王阳明的影响力，还会长久延续。

虽然意蕴丰厚，但王阳明词句却是那么简洁：“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共才十一个汉字。

这实在是君子之道的新形态、新境界。

第二十四节

黄昏时分三剑客

明清之际，虽然破败的情景触目皆是，但还有一些思想家在履行着自己的精神使命。他们忧郁而深刻，勇敢而尖锐，在失重的时代加重了时代的分量。

有三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人格典型，那就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

他们有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他们都对中国历史做出了特别深刻的反思；

第二，他们都在改朝换代之际亲自参与了实际战斗；

第三，他们都是博通古今的大学者，成为后世学术的开启者；

第四，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长期奔波在山川地之间。

这四个特征，拥有其中一项就极不容易，要四项具备，那实在是风毛麟角了。

先说黄宗羲，黄宗羲不到二十岁就已经名震朝野，不是因为科举诗文，而是因为他在北京公堂上的一个暴力复仇行动。这件事情之后，“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

为什么说是“姚江黄孝子”呢？因为是余姚人。家乡的地理位置，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文人”。但是，他在北京朝堂之上的举动，太不符合人们对“江南文人”的印象了。

黄宗羲并没有停留在为父报仇的义举上，后来还亲身参加过反清战斗。直到南明政权覆亡，黄宗羲才转向著作和讲学。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从五十四岁一直延续到七十岁，创建了赫赫有名的浙东学派。他毕生的著作可谓经天纬地。他的著述多达两千万字。如果用当时木刻版的线装本一函一函地叠放在一起，简直是一个庞大的著作林。很难想象，这是由一个单独的生命完成的。

这么一位大学者，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重视。康熙皇帝当然知道他曾经组织武装反清，还遭到通缉，但康熙皇帝毕竟是康熙皇帝，只看重他作为大学者的身份，以及他背后的汉文化，完全不在乎他与朝廷武装对立的往事。康熙皇帝搜集黃宗羲的著作，读得很认真。

黄宗羲作为中国文化的顶级代表，一直活到八十五岁高龄。黄宗羲在临终前悄悄告诉孙辈的这段话，就像一座寂寞的孤峰向身边的一朵白云轻声笑了一下。他自信，山坡可以更换季节，但高度不会失去。

“三剑客”的第二名顾炎武，顾炎武对黄宗羲评价很高，顾炎武虽然高度评价了黄宗羲，但他有三方面超越了黄宗羲。

第一方面，他留下了感染全社会、激励普天下的格言、警句。

第二方面，他在著作中，对历史、典制、政治、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创见成为后来乾嘉学者建立考据学的源头。乾嘉考据学也就是“朴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纠错、疏通，功劳很大，而顾炎武应荣居首位，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代一批批饱学之士的虔诚敬仰。

第三方面，他的路，比黄宗羲走得更远。他化了名，带着两匹马、两匹骡，驮着一些书籍，走遍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一边寻找自己未读之书，一边考察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尤其是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询问退休的老兵，探索宋代以来的兵阵结构以及败亡的原因。这也是当时其他优秀知识分子所未曾做到的。

与黄宗羲一样，顾炎武早年有抗清的背景。直到目睹反清无望，才投身于旅行考察和学术研究。

他在长途苦旅时的生命状态最令人着迷。他有一句诗，叫作“常将汉书挂牛角”。把一部《汉书》挂在牛角上，这牛也就成了一个移动图书馆，这人也就成了一个没有终点的旅行者。那么，此时此刻的中国文化正与一个自由的灵魂一起，在山川间流浪。

顾炎武最后在山西曲沃骑马时失足坠地而去世。这真是一个毕生的旅行者，连死都死在马下，“三剑客”的第三名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一样，一直在改朝换代之际寻找着抗清复明的机会，屡屡碰壁，满心郁愤。

王夫之对社会历史的批判，与黄宗羲、顾炎武很接近，同样是对君主专制提出了明确的否定。在批判儒家的理学和心学上，他可能比黄宗羲和顾炎武更彻底。

王夫之遇到的致命障碍，与“三剑客”里的其他两位一样。

第一，他们为社会看病、把脉，把病情说得很准，但找不到医病的药方。他们也开了一些药方，却不知道药从哪里找，怎么配，怎么吃。

第二，他们承担了启蒙的责任，但找不到真正的“被启蒙者”。他们也有不少读者，但与全社会的整体启蒙，还有漫长的距离。

在这“三剑客”之后，中国的精神思想领域，就很难找到这样的血性男儿了。在“三剑客”相继谢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几乎陷于灭顶之次。

直到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千年败局终于横亘在眼前的时候，九天之上的历历英魂都在悲呼长啸。“三剑客”身上的佩剑还未生锈，佩剑边上的披风还在翻卷。

“三剑客”的余风，投射到这场历史性灾难的前后，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名字，例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他们的诗句和著作触摸到了沉埋已久的历史魂魄，甚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中国朝野基本上没有接受他们。

他们苍凉的呼吁，飘散在混乱的枪炮声中。

再过半个世纪，人们才又关注到精神思想领域的另一些响亮名字，那就是康有、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这是一群新的文化剑客，他们拼尽全力，要把中国拔离出陈腐、专制的老路。

他们秉持独立而又自由的思想人格，焕发着睥睨权势、纵横天下的壮士之风，今天想来还由衷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