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土地孕育了我们民族绚烂多彩的文化，“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乡土社会一般以村庄为单位。小到“三家村”，大到几千户的村落，村民们往往“生于斯、死于斯”，终老于是乡。在乡土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以村庄为生活世界，不仅人都是熟人，连鸡犬牛羊、一草一木、一屋一墙，都是熟悉的。人对村庄和土地的感情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
在当代，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大批农民离开乡土，到陌生的城市去漂泊打工讨生活，农村居民越来越少，大量村庄出现“空心化”趋势。与此同时，“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越是城市化，人们越是怀念纯粹的村庄生活。这种情绪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就是一些乡土作家以村庄为单位的书写。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93年，刘亮程告别家乡，来到乌鲁木齐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一天下午，他看到黄昏时分的夕阳一片金黄，便想到他的家乡也在这落日之下，家乡的一切事物也会被照得一片辉煌吧！
往事重现，文思泉涌。从那天起，他开始创作《一个人的村庄》系列散文，在回忆中重建他的村庄。1998年，他出版了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国内文学界为之哗然。他的散文别具一格，字里行间渗透着自然与灵性，体现着对孤独和永恒的思考。因此，他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
一、浪迹远方，才能重新获得故乡
关于那个叫黄沙梁的小村庄的书写，刘亮程持续了十余年。他在这个村庄长大，熟悉那里的一切。在这个村庄里，他曾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农夫，“常常扛一把铁锨，像个无事的人，在村外的野地上闲转。”看到不顺眼的地方就挖上两锨。他曾把一条渠里的水引进另一条渠，把一棵树上的麻雀赶到另一棵树上；也曾改变了一小片野草的布局，改变两棵树的长势。在各种不经意中，就和时光发生了联系：“在时间经过这个小村庄的时候，我帮了时间的忙，让该变的一切都有了变迁。”
《乡土中国》这样描述传统社会中人与村庄的关系：“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费孝通先生指出，在悠长的时间中，村民们不但对人熟悉，对物也是熟悉的，例如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
刘亮程对黄沙梁的熟悉更彻底、更纯粹。他了解狗的艰辛和秘密：“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一条老狗的见识，肯定会让一个走遍天下的人吃惊。”他钟爱驴：“我们是一根缰绳两头的动物，说不上谁牵着谁。”“驴日日看着我忙忙碌碌做人，我天天目睹驴辛辛苦苦过驴的日子。我们是彼此生活的旁观者、介入者。”他可以与虫共眠：“我在草中睡着时，我的身体成了众多小虫子的温暖巢穴。”“在大地的怀抱中我比虫子大不了多少。我们知道世上有如此多的虫子，给它们一一起名，分科分类。而虫子知道我们吗？这些小虫知道世上有刘亮程这条大虫吗？”他的世界里，还有发情的公牛母牛、与老鼠达成协议的猫、被卖掉又自己跑回来的黑母羊，以及深厚的土壤、干燥的空气和带着碱味的水……
故乡是中国人的心灵归宿。往往一个人离开故乡后，才会更加理解故乡，才能真正拥有故乡。满怀希望来到都市的刘亮程，却遭遇生存的尴尬，于是他用饱含诗意的笔触，用黄沙梁这块土地上的尘土与风沙、落日和朝阳、白天与黑夜、动物与植物、生存与死亡，一点一点构筑起他的精神故乡、他的文学世界。
作家李锐评价刘亮程：“地域的偏远和辽阔，时间的舒缓和从容，生活的单纯和简练，不但使作者获得了天地万物的深情独处，对自己内心自由高远的开阔舒展；更使他远离了都市和都市各种各样的流行病。”在对故乡的回望中，刘亮程完成了与自己灵魂的和解。
二、万物有灵，他在村庄日常生活中挖掘神性
刘亮程相信万事万物都有灵性，它们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世界，这是他在丰富的村庄生活经验中体悟出来的。在《黄沙梁》一文中，刘亮程说：
“我的全部学识就是我对一个村庄的见识。我在黄沙梁出生，花几十年岁月长大成人，最终老死在这个村里；……生活单调得像翻不过去的苦涩课文，硬逼着我将它记熟、背会，印在脑海灵魂里。除了荒凉这惟一的读物，我的目光无处可栖。大地把最艰涩难解的一个章节留给这群没啥文化的人。”
他用一种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向读者描述了一个人畜共居的村庄。人一睡着，村庄便成了狗的世界，喧嚣一天的人再无话可说，狗语大作，狗的声音在夜空飘来荡去，将远远近近的村庄连在一起。那是人之外的另一种声音，飘远、神秘。
他喜欢人畜共居的日常生活：“我的生活容下了一头驴，一条狗，一群杂花士鸡，几只咩咩叫的长胡子山羊，还有我漂亮可爱的妻子女儿。我们围起一个大院子一个家。这个家里还会有更多生命来临：树上鸟、檐下燕子，冬夜悄然来访的野兔……”于是，生命被肢解成这许许多多的动物，从每个动物身上找到一点自己。当它们分散到四处，身上的某些部位也随它们去了。——这些生物也承载了人的灵魂。
在这个村庄，人虫共眠、人花共笑，这里的树会记住许多事，这里的万物同体同悲、共存共荣：“也许我们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关键时刻挽留住我们。一株草，一棵树，一片云，一只小虫……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只虫的呜叫也是人的鸣叫。”
这种意境，和约翰·唐恩《丧钟为谁而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击/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刘亮程的散文体现出一种“泛灵论”的理念。泛灵论是人类社会古老思维方式之一，认为天下万物皆有灵魂或自然精神，并在控制间影响其他自然现象，认为一棵树和一块石头都跟人类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与权利，自然现象与精神也会深深影响人类社会行为。
万物皆有灵且美好，刘亮程的散文表现出对生命的敬畏、尊重、关怀和怜悯。在刘亮程的眼里，土地上生活的人和万物彼此平等和谐，浑然一体，达到不自觉的物我合一的境界。而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任务就是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发掘一切事物的神性，召唤出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与生活态度,从而与现实生活中的驳杂、无聊隔离开来,最终实现一种更具艺术特性的、诗化的日常生活。
三、刘亮程的“乡村哲学”：在孤独的宿命轮回中走向永恒
刘亮程笔下的黄沙梁是荒凉的，也是封闭的，似乎远离了时代风云变幻。这里的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如宿命一般轮回的生活。人们对这种生活的态度是无可奈何和安命顺命。
封闭、荒凉，造就了人们深深的孤独感：“孤单成了一件事情。寂寞和恐惧成了一件大事情。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而它们——成群的、连片的、成堆的对着我，我的群落在几十里外的黄沙梁村里，此时此刻，我的村民帮不了我，朋友和亲人帮不了我。”孤独是村庄的宿命，每个村庄都孤独。
这种孤独，令人不免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著作《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塑造了一个孤立于世外的马孔多镇。布恩迪亚家族在马孔多镇上生活，养成一种孤独的精神。在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
最终，马孔多镇和布恩迪亚家族在孤独中被一阵飓风卷走，但黄沙梁的孤独却在等待中通向了永恒：“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东西都在找一个借口，等一个借口，一个让所有一切全部结束的大借口。我在它们中间默默无声地等待过。十年、二十年。我站起来走了。那些房子和树还在等。那些人还在没明没暗地等。那只打完鸣嗓子叫哑的鸡还在等。挂在屋檐下的那只柳条筐还在等。”
在对乡村生活孤独性的思考中，刘亮程形成了自己的“乡村哲学”，试图以之破解当下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症结。贺雄飞在阐释刘亮程的“乡村哲学”时说：“乡村哲学的最大特色是有一条巨大的根系，这条根系是连着人性的，甚至渗透着某种宗教息。”
四、来到城市，他却沿着时间的道路回溯
1960年代初，刘亮程的老家甘肃酒泉遭遇了饥荒，他的父亲带着一家人走上西行逃荒的路。历尽颠簸，一家人最终在北疆沙湾县的一个村庄落下脚。他父亲在路边泥地里挖了一个深坑，差不多两米深，这就是他们的家，被称为“地窝子”。
刘亮程就在这种没有窗户的洞穴中长大。后来，他通过考学成了村里唯一进城的孩子。但学习农业机械化的刘亮程，毕业后又被分到了乡下，当了十几年农机管理员。1993年，刘亮程远离家乡，到乌鲁木齐一家报社打工，成为一名副刊编辑。他在业余写了许多诗。凭借这些诗他到乌鲁木齐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
离开村庄去大城市中寻找未来的刘亮程，在一片夕阳的启示下开始了对一个村庄，或者对自己整个一生长久的冥想。他发现，故乡终归是一个人心灵最后的归宿。从古至今，回乡一直是中国人心灵史上的一大风景。在《只有故土》一文中，他炙热而深沉，直抒胸臆：“我没有别的去处，只有回到你这里——黄沙梁啊。”
他认为，每个人都在一段一段地遗忘自己，作家却是一种沿着时间的道路往回走的人。在十余年时间里，故乡的人、物、事，一件一件在他笔下活了起来：“这是一个人的村庄，是一个人的百年孤独，是一个人的花开花落，是一个人的孤独寂寞，也是一个人的天长地久。”
他如逆水行舟，沿着时间的道路不断回溯，不停退回到过去。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用文字守护住了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