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5月24日微信正式发布朋友圈以来，没有开通朋友圈的人比比皆是，开了一段时间又关闭的人也大有人在。还有相当一批人是发了朋友圈，然后删，发了朋友圈，然后删，让自己的朋友圈看起来很干净。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开启朋友圈的，也不是每一个人开启朋友圈都会更新的。这是个常识，并不是个奇闻。
但现在却有一些人攻击那些朋友圈干干净净的人，说那种干净下面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深重心机。
和菜头说，因为自己在做某件事，因此天然地认定别人也在做一样的事情，这叫做天真；因为自己在做某件事，因为天然地认定别人也应该做相同的事情，这叫做粗鄙。我觉得说这样话的人，未免太过于恭维自己，活得仿佛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一样，所有人的所有作为，都是指向他。
利用微信朋友圈进行攻击的人往往也患有“社交媒体成瘾”。
社交本是快乐和健康的关键因素，让我们得以生活在一个有史以来最为紧密的社会。我们庆幸社交媒体和科技的崛起，但另一方面，研究者却发现，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会使人们的心理健康的状况日益下降。
2014年，休斯敦大学的马伊-利·斯蒂尔斯和同事调查了180名大学生在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发现了“社会比较”的心理学现象。就像现在那些攻击朋友圈干干净净的人，他们会花心思看自己通讯录里的人的朋友圈是怎么样的，哪些跟自己一样会去展示自己的生活动态或资讯，哪些又是“行为异常”，只分享音乐或电影，或将朋友圈发布的动态删得干干净净。在这种比较之下，他们觉得“发声”应该变成一种必须，甚至是强制。在朋友圈沉默，会让这个人显得与众不同，而这种差异性出现在自己的圈子里是不能容忍的，会让自己的事情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会让自己变得沮丧。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萨格里格鲁和托拜厄斯·格莱特米尔发现，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Facebook）后感觉沮丧的原因：他们觉得自己的时间没有花在有意义的事上。
当然，那些采取攻击的人本身可能存在着自恋。社交媒体像小指甲一样撩拨着自恋主义者。在《自恋主义文化》中，克里斯托弗拉什这样写道：
作为性格疾病的自恋，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它是一种自我迷恋，使人无法理解什么是自我和自我满足，什么不是。表现在日常生活里，自恋是不断追问：这个人、这件事对我有什么意义。这种询问往往会在人们寻求自我满足时提出质疑，从而阻挠这种满足的实现。
《客体关系的结构性派生物》作者奥托凯恩伯格（Otto Kernberg）认为，自恋者会对他人情感动机产生质疑，通过贬低他人的行动并以幻想的情感动机为标准来感知他人，也就是，重要的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做这些事情时的情感幻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实就变得不合法了。这也就让他们产生了：“那些朋友圈几乎没什么共友，也看不出什么生活状态的人，反而套路比较深。”
再者说，不去分享自己的生活，也不去观察别人的生活，这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也是一种个人自由。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新朋友圈面临更多压力——朋友圈什么人都有，似乎发布什么内容都不合适；或永远有消除不完的红点，永远响应不完的需求，就像是面对一个无穷无尽索求的婴儿，需要自己不断地耗费精力和时间去照顾和满足。于是他们便想从必须表达、必须点赞、必须跟帖里挣脱出来，而且不愿意再回去，或者拉长了朋友圈的更新周期。
换个角度看，那些朋友圈干干净净的人，可能也是看清了成为一名社交媒体成瘾者会给自己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危害，从而想去远离这种缺乏真实的社交。
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成瘾者如果切断与其他人的联系，人类可能会容易变得精神失常。这是因为我们拥有社会属性，通过与他人的接触构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并从中寻求生活的意义，提升我们的情绪状态。
社交媒体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症状，被称为“嗜新症”。 作家威妮弗雷德·加拉格尔指出，我们的大脑在生理结构上就偏好新鲜事物，这可以帮助我们在极恶劣的环境变化中生存。不幸的是，这种天生对新鲜事物的渴望在信息时代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各种链接、推特、短信、邮件和Instagram图片都让我们有机会体验新鲜的事物。就好像酒鬼到了酒类商店，或是巧克力爱好者来到欢乐糖果屋，这万花筒般的新鲜信息也可能让我们因为刺激过度而感到疲倦。另外，研究者也发现电子刺激可以让人感到愉悦，并且能够激活类似的多巴胺奖赏通路（多巴胺可以促使我们追求某些维持生命的活动，例如饮食和性）。
当科技实现了人们对社交、奖赏和新鲜事物的需求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对屏幕成瘾的风险。很多成年人都发展出了社交媒体强迫症，因为这种偏好可以满足我们对新颖事物的渴望，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奖赏通路。然而和成瘾一样，他们也会有戒断反应——当被要求远离社交媒体时，他们表现出了渴求和焦虑，享受不到一种持续的安全感，感觉非常孤独，仿佛与世隔绝了。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本身并不等同于强迫行为，关键在于对个人生活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很多社交媒体强迫症的人，会尝试摆脱打开发微信或发朋友圈的冲动，但通常却以失败告终，他们在受到其他人的质疑时，会变得很有防卫性，但又因为无法摆脱这种行为而感到沮丧。
尽管新技术带来的社交似乎很容易让人上瘾，但它似乎并不能满足我们对与真人接触的深层次需求。相反，它似乎给我们带来一种社会关系以媒体为介质的假象。我们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多巴胺感受器随时在期待下一次伴随着“铃声”而来的新鲜感和愉悦感，无论这些感觉来自于短信、即时通信信息、微信、还是朋友圈更新。
研究者将真人接触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益处归结于一种“共享经验”效应：当你和一个人一起哭过一起笑过，当你们一起去社交场所或是共进晚餐，当你们共同经历了一段人生，这种社会纽带会更加紧密，无法被社交媒体所替代。在社交媒体上，你可以给一个微信好友“点赞”或是“分享”你的生活，你们可以共同观看一段大猩猩跳舞的腾讯视频，却很难真正在一起做这些事。
回到那些朋友圈干干净净的人身上，在任何时候，一个人都有权保持沉默，都有权不受打扰地一个人待着。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展示自己的生活，同时观察他的生活，可能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所在。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成为粗鄙而天真的人，而是学会尊重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如果你好奇，你可以礼貌地询问下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或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