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便宜十六策》4纳言诗解诤臣诤子顺美匡恶有道之国危言危行
题文诗：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之所以采,众下谋故,
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必诤之,
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
顺恶逆美,其国必危.人君拒谏,忠臣不敢,
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则,为国之害.
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
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也,不耻下问,
周公旦也,不耻下贱,行成名著,后世为圣.
故此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
下不可居.至止自知,自知自明,审名责实;
明主之听,言责以实,其誉人者,试以其官.
言而无实,吏而乱官,以诛以罚,虚假言论,
不敢进谏,其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不然,
听其言而,不督其实,群臣虚誉,以进其党;
主任其官,不责其功,愚污之吏,在庭居朝.
如此群臣,相推美名,相假功伐,务多其狡,
不为主用.主释其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
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
纳言第四[1]
【原文】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2]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3]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4]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5]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6]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7]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8] (《诸葛亮集》、《诸葛孔明全集》)
【注释】
[1]纳言:指采纳意见。[2]谏诤:下对上直言规劝,[3]诤臣:直言规劝君主的大臣。诤子:直言规劝父亲的儿子。匡救:匡正挽救。《书·太甲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4]逆:倒,反。与“顺”相对。[5]邪臣:不正派的臣子。[6]危:忧惧。《战国策·西周策》:“窃为君危之。”有道:旧指政治清明。《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无道:政治混乱。孙:通“逊”。差,不如。危行言孙,《诸葛孔明全集》作“危行言逊”。[7]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商后宋国贵族。在鲁曾任相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去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归死于鲁。曾长期聚徒讲学,开私人讲学的风气,传说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古文学家说他曾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虽未必完全可靠,但他熟悉古代经典,可能曾作过某种整理的工作。由于他弟子的活动,在他死后就形成为一个儒家学派,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政治态度上是保守的,有利于有权势者维持旧秩序的要求。通过自汉代董仲舒以来儒家的补充修正改造,他的思想经过系统化,成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他的言论事迹,主要见于他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纂辑的《论语》一书中。《史记》有《孔子世家》。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姬姓,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子,武王弟。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成王年幼,由其摄政。管叔、蔡叔、霍叔等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他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在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其言论见于《尚书》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行成名著:意思是说功绩和声名都已取得了。[8]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屋子漏雨虽是在下面,要修补漏房却在上面,上面漏个不停,下面就不能居住了。
【译文】
身为国君应广纳众议，虚心接受谏言。为人父者有直言不讳的子女，而为人君者有极言直谏的臣子，那麼当他们行为不义时，为人臣子、儿女便会提出告诫，及时挽救危机，也保全为君为父的美德。有恶习就要戒除，不可违逆正道，倘若破坏正道，国家将遭遇危机。人君若专断固执，不纳谏言，忠臣的计策便无法上达，使奸邪趁机而危害朝政。因此政治清明的国家，臣子能直言无讳；而无道之国，在朝者尽为趋炎附势、言语谄媚的人，进而使朝政更为腐败。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乐与百姓结交，而能成就伟大的学问，为后世万代所景仰，奉为圣人。所以屋顶漏水，若不修补，便无法居住，为政者有缺失，却不能改过，百姓的生活必然不安定。
《管子·明法解第六十七》
正文：
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管子67明法）
【译文】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君主若放弃法度，按照虚名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人民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