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

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

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

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

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

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

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

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

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

女人握着妹妹的手，

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

“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卧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

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

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汩汩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

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

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

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

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

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

妻哥安慰着男人。

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

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

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

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

半夜，我起来去厕所。

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

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

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

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

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

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

“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

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

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

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

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

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上面插磁卡了。

“嘘——”

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

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

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原来：

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

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

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为他，为她，为他们的爱情。

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

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

体己、暖身，相依为命。

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

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

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

平凡，质朴，入骨入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