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屩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贺新郎·读史》 毛泽东
毛泽东写这首词是在1964年，他已71岁。
这首词的影响力没有《沁园春·雪》和《沁园春·长沙》这两首名篇那样大，但却在毛词中独具一格。
它不是毛泽东诗词中常见的慷慨昂扬的奋发，或者幽深婉转的深情，而是一首站在“上帝视角”上对历史的反思，颇有宋诗的“理趣”，又饱含强烈的“颠覆性”。
博览群书，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只用115个字就勾勒总结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规律，气象壮绝，高度凝练，将诗人的奇思、哲人的思辨、史家的博大融合在政治家对时代的观照之中，是他曾对基辛格说的“我研究哲学问题”的一种体现。
开篇“人猿相揖别”五个字，历史的深邃感扑面而来，颇具震撼力，字数虽短，却给人洒脱、精炼的阅读快感。人类与猿猴“拜别”，文明肇始，浩繁故事，如大江日夜奔流，波谲云诡。这一句的奇崛正如孙猴子从石头中蹦出，目中灵光照彻重霄的冲击。
历史悠悠，在智者眼中不过是“只几个石头磨过”的“小儿时节”，尚在童稚时期，一切刚刚开始，一切还有无尽可能。然而，数千年来充斥着人类彼此争夺、流血的现实，而郊原上的血，毕竟多是劳苦大众身上的，江山代易历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种残酷让矢志解放人民的革命者只能长太息“人世难逢开口笑”。
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概括到：过去人类全部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凭借与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化依仗力量，调整支配方案的历史。
这种“调整支配方案的历史”正如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历来的“调整支配方案的历史”都充满了统治阶级的自利性，而最普通、最众多也是最少被历史记载的大众们往往是被牺牲者。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个人的情感和人生的际遇都无法认同这“从来便如此”的正义性。近代中国的历史更是集中了内外“统治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推翻所有的压迫，凝聚成了他毕生思想和行动的双重实践——缔造新中国。
人生苦短，“一篇读罢头飞雪”，个人在历史面前是如此的短暂和渺小，回头看，只有陈旧的记述在诉说着变形了历史，相同的剧情还在不断上映。
因而，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人们既与过去对话，也往往被当下叙事打扮后的历史所迷惑，正如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迷惑往往是统治者刻意传递者大众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统治者们往往冀图以包装过的“普遍意义”给民众打上“思想钢印”，使其对现状的“神圣性”和“永恒性”生出盲目的屈从。
于是，“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就格外的振聋发聩。对此，毛泽东曾提醒身边的人，“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这种对历史叙事话语的警惕和颠覆，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遥相呼应，建立新中国从来不是毛泽东理想的终结，他始终寄望的是人民“当家做主”，要破除历史的迷信，让人民从“天命”“道德”这种充满统治色彩的言说桎梏中觉醒。他说“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但“吃人”的人和他们书写的历史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会改头换面，会用别的语言、别的媒介来扭曲人们的意识。曾经带领人们反抗的“屠龙者”也可能变成“恶龙”，所以毛泽东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人们看历史，往往沉醉于“英雄人物”的记事，向往他们的抱负和成就，模仿他们的行迹和语言，而他要撕下所谓“神圣事”的画皮。
年轻时他高呼“粪土当年万户侯”——谁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那些被污蔑、被愚弄、被压迫的人们，他们身上具备雄浑的力量，这种情感才会化作“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样的诗句。
他的一生从情感和实践上都饱含对劳动人民的无穷信任和期待，始终鄙弃那些沉浸在“神圣事”中自我陶醉、自我欺骗的“过客”，对毛泽东的而言，他所要“颠倒”的历史真相，是让历史的情感和事实都回归于“人”，而非“吃人的人”。
数风流人物，又“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陈王”。以这些历史中记载不多，多遭毁谤的人物为例，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者，也是觉醒者、反抗者的代表，更是被曲解、隐匿、侮辱的人。
曾经，他的反对者说他有帝王思想，别有用心人给他扣上“四个伟大”的高帽子，他却鄙夷地说：“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在毛泽东的心中，启发劳动人民穿过历史的迷雾，观照自身的生存，成为自己创造的文明的主人比丰功伟绩更来得重要。
“歌未竟，东方白”，历史在这里揭开了新的一页，或者历史在这里又重新遇到了挫折，任人解读，有人看出了无奈，有人看出了期待，这首词写完后的1966年，那场空前的“culture revolution”爆发，功过“三七开”的评价也由此而论定。他亦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被人爱和恨，任人评说。
尼克松评价毛泽东，“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人事悠悠，英雄人物如过江之鲫，但是对“风流人物”的继承是不变的，时代走向何处，自有后来者继往开来。用他本人喜欢的李贺诗句做结就是，“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