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车厢里还是没有完全安静下来。在我右前方五六米的位置，有三男一女在打牌，我能听出他们说的方言带着一点北方口音，但猜不准具体位置。我觉得最大可能应该是甘肃那片儿。他们兴致很高，时不时就传来一阵呼声，看样子是不打算睡了，因为他们既不在意自己的困意也不在意别人的困意。车厢里灯光很暗，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暗，我要把带的外套搭在脸上才能睡的着，但也只是睡一会。坐了一天的车，骨头像被敲碎了一样不管什么姿势都让人难受。我不知道同样的情况为什么坐我身边的四叔就能睡的这么憨实，也许就像他说的，读了几年书，皮都读散了。我把外套从脸上拿开，想去车厢前头洗把脸，清醒一下。出去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对面男人的脚，他马上就缩了回去，并在睡梦中咳嗽了一声。看样子他也没有睡着，不过他咳嗽也没用。要不是他把那么大的蛇皮口袋塞在座位下面，我们也不会一点伸脚的余地都没有。

想到这个我就来气，要不是四叔为了省钱不想坐卧铺，我也不会受这个罪。

更让我气的，是我自己。三个月前，当那个电话打来的时候我就不该接，就是接了也不该多管闲事。不过来都来了，后悔也没用。反正来之前，大伯也说了，人能带回来就带回来，带不回来，就当死在外面了。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光影，心情激动又不安。

这一切，都该感谢我那十年没见过面的堂哥李大勇。

三个月前，他第一次打来时，我还在镇司法所上班。看着那一串以“0095”开头的奇怪号码，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本想置之不理，但它锲而不舍的响了七八次，并严重影响了同一办公室里我们王科长的工作，所以我还是接了起来，同时走了出去。

“你好，哪位？”虽然我使用了礼貌用语，但我的语气却是毫不客气。

“小弟呀，是我，你大勇哥！”对方显然没有听出我的不高兴，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身份。

大勇哥？我很意外，虽然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但它遥远却不陌生。

“大勇哥？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你现在在干什么，怎么也不回来啦？”我一连串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来不及和他互相寒暄。

电话那头停了几秒，大勇哥叹了口气说： “哎，说来话长呀。我在外这么多年，却一年混的不如一年。以前不想回去，总觉得撑一撑自己还有翻身的机会。现在是不敢回去，都说衣锦还乡，我一身破布衣麻衣回去还不够让人笑话。还是小弟你出息呀，听说现在是也吃公家饭的了。”

“嗨，什么公家饭，不过是有个工资拿，不要下地干活罢了。”我扯着嘴角笑了笑，随手点上一支烟。红旗牌的，门口小商店3块钱一包。

“哈哈，总归比我好。”大勇哥在电话那头也笑了笑，随即又陷入沉默。

“大勇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张口啊。”我靠在政府大院的走廊上，将抽了一半的烟拿在手上。我知道大勇哥打的这个国际电话，不是用来嘘寒问暖的。

“哎，都说你从小就是人精，果然不假。”大勇哥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小弟呀，那我也不作假了，哥哥我现在穷困潦倒，电话费都是凑的。我的头整体都晕得很，看来早晚是一个死。但人说落叶归根，我死也得死在家门口。我想回去了，但我没钱。”

“大勇哥你怎么这么说，你需要多少钱，能给我一定给。”

“一万吧，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对于大勇哥的请求，我没有立即答应，毕竟对我这个乡镇公务员来说，一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我也没有拒绝，毕竟他也是我的堂哥。我告诉他会尽快想办法，他留下一个银行账号，让我凑够钱就给他打过去。

下班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爸。我爸听了之后，让我别理他：“就当早他死了。”

我对我爸的态度很意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爸会这么对待他的侄子，直到他告诉我此前大勇哥曾陆续以各种名义问家里要路费，仅我爸打给他的就超过5万块钱。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不得不说，这个消息太令人震惊。

“你妈都不知道，何况是你。”我爸瞪了我一眼，“算上你这一次，总共没有三十次也得有二十九次了。每次都要回来，每次都没回来。现在又打上你的主意了，这个混账东西！”

我爸很生气，情绪也很激动，但我怎么都不敢相信他说的话。高中以前，我一直都在镇上上学，那时我经常能见到大勇哥。在我的印象里，他为人老实，性格木讷，不爱说话，但是很能干。他15岁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大伯的水泥店里帮忙，后来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很平常。我高中去了县里读书，期间回家几次都没见过他。过了几年我大学毕业考上了镇上的公务员，李大勇这个名字已经很少被人提起。就是我们李家，也不大提。有一年奶奶去世了他没有回来，我隐隐感觉他似乎是出了什么事，但也只是捕风捉影。如今发生了这件事，我倒很好奇究竟是什么让我的这位堂哥从一个普通的小镇青年变成了我爸口中的“混账东西。”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陪我爸多喝了两杯，套到一点信息。后来又找机会请我的大伯下了几次馆子，我大伯是大勇哥的父亲，嗜酒如命，大勇哥的事他知道的最清楚。几次下来，大勇这几年的生活轨迹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讲起来，还真另人唏嘘。

其实大勇哥骨子里是个老实人。他成绩一般，所以十五岁初中毕业后，便跟着大伯经营水泥店的生意。虽然每天运送水泥比较辛苦，但他已经比镇上一大部分年轻人幸运许多。在我们镇上，年轻人的命运一般只有两种，一种是学习好的，毕业以后留在城市坐办公室，一种是学习不好的，初中毕业出去打工，过几年攒够盖房子的钱就回来娶妻生子。严格说来，大勇哥应该属于第二种。但因为给自己老爹打工，日子过得比一般人舒服许多。大伯的店在我们镇上属于老招牌，加上地理位置不错，多年来攒下了许多老主顾，所以生意一直很好。大勇哥老实木讷，但也知道对送上门的生意笑脸相迎。镇上有人盖房子要用他的水泥，他都主动送到家门口。夏天的时候，不管天气怎么炎热，他都不肯喝别人一口水，吃别人一块瓜。几年下来，他的口碑甚至比我大伯都好。我大伯爱喝酒，常常误事。脾气也很火爆，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容不得别人说他一句不是，所以也常常得罪客人。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水泥店没几年就全交到了大勇哥手里。

大勇哥二十岁以后，陆续有很多人要给他介绍对象。在他们眼里，大勇哥踏实本分肯正干，有房有积蓄，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人。这种标准，一直到我回镇上工作也没有变过。大勇哥额外抢手，因为他除了上述几点外，在集市里还有商铺，如果租出去的话，什么也不干，每年都会有一万块钱的收入，更何况现在是开了一个很赚钱的水泥店。很快大勇哥便相中了一个邻村的姑娘。他们结婚时我去了现场，觉得穿着一身红色喜服的新娘很漂亮。后来我这位嫂子和我妈妈比较要好，我从学校回家时经常能见到她。那时她一头短发干净利落，搬运水泥也毫不手软。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说，而且嗓门也大。水泥店的生意有了她之后更加红火，人人都说大勇哥找了一个好老婆。

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后来男孩开始上学，成绩在班里能排到前十名。这样的日子，普通是普通，但也实在找不出令人不满的地方来。要是硬要找一点，那就是我这位堂哥的一个小爱好了。而这个爱好后来被人利用，成了撕开他幸福生活的一把小尖刀。

这个爱好就是买彩票。不知什么时候，水泥店对面的药店里设了一个彩票销售点。大勇哥和药店主人是朋友，没事的时候喜欢聚在一起打牌。有时为了给朋友捧场，也会随手买一张彩票。通常就是两块钱的，连爱好都还算不上。直到有一次中了五百块钱，大勇哥才真正感兴趣起来其实到这里也都没什么，有数据称，到2015年中国的彩民已经超过2个亿，作为2亿中的一份子，大勇哥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不过是每周花上50块钱为自己买一个希望。至于为什么后来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只能根据自己了解的去猜测是和他家庭里的其他成员有关。

之前说过，我大伯这人脾气很火爆。而我的堂嫂，先前发现嗓门大，后来发现脾气也不小。他们经常一言不合，闹出让整条街都心经的动静。我大伯年轻时跟人混社会，谁也没怕过，如今被儿媳妇拿住，心里总是窝着火。我堂嫂不是个不讲理的人，但她总想压我大伯一头，好确定自己在这个家的绝对地位，常常得理不饶人。住在镇上的很多人都见过他们争吵，“整个镇上的嘴都长在了他们身上。”我爸曾这样形容。在他们无休止地争吵中，老实的大勇哥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他心中憋屈，但又不能给别人说。天大的事，在外人看来也不过是家庭琐事。一个大男人老是抱怨家庭琐事，在我们镇上，是要被人笑话的。但大勇哥也不是没有人可说。他有个小舅子，是城里的中学老师。从小就受够了自己姐姐的坏脾气，对自己姐夫的处境非常同情。大勇哥觉得小舅子有文化，又懂自己，心里对这个人很是信赖，一个月总要坐车去一趟城里，和这位小舅子喝喝酒，说说话，每一次都觉得心情舒畅，豁然开朗。有一次，两人又在一起喝酒，说着说着谈起了买彩票这事。没想到小舅子也是个彩民，买的比大勇哥还多。小舅子说，买彩票就是个概率问题，买的越多，中的机会就越大。大勇哥不懂概率，但他听懂了第二句。

大勇哥太想中奖了。中奖了就有钱，有了钱，在家里就有了地位。按理说，大勇哥的水泥店生意好，应该不缺钱。但是钱都被老婆管着，大勇哥并没有支配的自由，是个实际上的穷光蛋。我猜就是这种被打压的状态才让大勇哥急切的想要找一个爆发的出口。而这种表面温和的老实人一旦爆发往往比大伯和堂嫂那种咋咋呼呼的人要可怕的多。

买彩票很快从兴趣变成了“瘾”。当堂嫂发现卖水泥的账款对不上的时候，大勇哥已经借遍了身边的所有朋友。期间只中了二千块钱，但大勇哥依然很高兴，他觉得今天能中二千，明天就能中二百万。至于投入多少才中的这两千他已经不关心了。

堂嫂很生气，她告诫所有亲戚朋友，不准借钱给大勇哥。但是大勇哥每次借钱都很少，不过一二百，面子上又客客气气，所以还是有人不停地借给他，然后找堂嫂去要。后来堂嫂去一个借钱的朋友家闹了一场，发狠说借的钱永远别想从她那要回来，渐渐才没人借钱给大勇哥。

本来觉得这事就此消停了，没想到又出了大篓子。大勇哥只顾埋头用数字编织美梦，却浑然忘却了现实里越来越不堪的另一面。没过多久大勇哥盗窃被抓了。关于这件事，镇上的人现在依旧津津乐道。在几十年都没什么大事发生的小镇，大勇哥不惜以身犯险为街坊邻居提供消遣的谈资。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上了高中，我爸给我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据我爸描述，有一天大勇哥的邻居，七十多岁的赵大爷发现自己的银行卡不见了，去银行查看，发现里面的钱也不见了。足足十三万的养老钱，所以老人立马就报了警。派出所的人去调看银行录像，发现取钱的人一头长发，还穿着一条白色长裙。但是经验丰富的警察一眼就认出嫌疑人男扮女装，而且很快就锁定了赵大爷的邻居大勇哥。因为他那双常年和水泥打交道的手，太显眼。爸爸说的时候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能想象这场景是多么的滑稽，1米8多、又高又壮的大勇哥戴着假发穿着裙子，却忘了修饰一下自己粗糙的双手。而正是这双手，最终将他送上了不归之路。

就这样，大勇哥被抓了。经过大伯上下打点，最终被判一年零四个月的监禁。在这期间，他和堂嫂离了婚，也失去了儿子。

本来我以为堂哥的坐牢，会让我们这个世代为农的家族蒙羞，但是从我爸到四叔的反映看并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我爸在镇上经营一个水果铺子，每天起早贪黑，似乎没有多余的精力考虑家族大事。一年后，大勇哥刑满释放，除了人有些消瘦苍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他的精神状态，似乎变得比以前还好。我并不觉得是接受监狱改造的结果，因为我爸说过，有一次大勇哥和他聊起监狱生活时，说过这么一句话：进去了才知道，和他们比，我这根本就不叫事。我爸告诉我的时候是笑着说的，就像大勇哥笑着告诉他的时候一样。

没过多久，大勇哥离开了他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小镇。他离开后，大伯将水泥店关掉并将店面租给了镇上做东北大饼的黑龙江人，每年租金一万五，用来支付孙子的赡养费和自己的晚年生活。

至于大勇哥之后去了哪，大伯也不太清楚。其实也不是大伯不清楚，是大勇哥没给他说清楚。我只能模糊的了解到，大勇哥大概是跟着镇上的建筑队去了外地的工地打零工。因为镇上有几个常年在外做泥瓦匠的中年劳动力在打牌的时候曾说过在南京的工地见过大勇哥，他们还说他们住的工棚里被大勇哥贴满了彩票走势图。这一阶段的大勇哥在我看来，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赌徒。因为彩票，他已经失去很多东西。但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更加放不下彩票。他不想承认自己输了，就只能继续玩下去。在工地呆了几个月后，一天晚上，大勇哥被人发现偷运工地的钢筋出去卖，第二天他就被通知卷铺盖走人。从这里开始，大勇哥彻底和家里失去联系。

之后的几年大勇哥去了哪里，没人能说清。直到去年，家里的亲戚开始陆续接到大勇哥的电话。电话的开头各不相似，但是结尾都很一致，那就是要钱。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大勇哥要钱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没钱看病、生意失败、回家不够路费，看来大勇哥并不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

虽然很想知道大勇哥后来的经历，但是爸爸让我不再管这件事。刚开始我还有点内疚，万一大勇哥这次借钱是真的，他岂不是要客死他乡。但是后来他并没有再打来电话，我的心渐渐平和起来，至少我保住了自己的一万块钱。

本以为大勇哥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谁能想到三个月后的今天我还是坐在了去云南的路上。起因是大伯的一场车祸。自从两个月前大伯在路上被一辆高尔夫撞上之后，躺在医院的90多天里他一直在念叨大勇哥的名字。大伯今年78了，一场车祸让他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只脚迈进棺材里的人了，虽然这么多年他都当大勇哥已经死了，但是现在他才意识到那只是自欺欺人。不管怎样，他还是希望自己闭眼之前，守在自己身边的人是大勇哥，虽然他只是自己三十年前在村口捡来的。

所以大伯出院后，和自己几个兄弟商量后，决定让四叔和我去接大勇哥回来。 至于为什么决定让我和四叔两人去，这是因为全家上下只有我和四叔两人去过外地，我是之前在南京上过大学，四叔是去过新疆帮人拾棉花。

就这样，两个毫无发言权的人匆匆上路了。其实也不是匆匆上路，走之前，大伯给了一万块钱做路费，其中八千块钱被放在了一张中国农业银行卡里。另外，以防万一，我向自己的支付宝里转了五千块钱以防万一。走之前，大伯替我向镇上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因为镇长的一个远方表姑是大伯母的小姨。

自从三年前回到镇上，我就没出过远门，更没坐过火车。这一趟出门，唯一的感觉就是累。从徐州到昆明，只有K491一趟车次，全程36小时56分，看着就漫长无比。但我们的目的地并不是昆明，缅甸的果敢才是此行的终点。

上路第二天，我已经烦躁起来。那个将蛇皮口袋塞在座位下面的男人在新化站就已经下车，而我还要再坐13个小时。13个小时，对于全身骨肉坍塌腐化的我来说，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哎，要是坐飞机，现在大勇哥都见到大伯了。”我气鼓鼓地说道。

“你也夸张的太狠了，哪有这么快。”四叔笑着说，头也不抬地看着手中的《故事会》。

“那也比现在快。”我不服气地说。

“快是快，那钱也不是一个价啊，两个人一趟就是两千多，抵家里半亩稻的。飞机都是有钱人坐的，瞎凑什么热闹。”

四叔说的振振有词，我只好闭口不言。他说得对，穷人是没有资格讨价还价的，至少在选择交通工具上面。

不过幸好，火车很快就到了贵阳。这是一个大站，下去的人很多，上来的人却寥寥，车厢内顿时空出许多座位，看来抵达昆明前的最后一晚，我可以躺在睡了。火车的售货员是个三十多岁的山东人，穿着松松垮垮的制服推着堆满食物的小车在各个车厢上来来回回的走。每次休息都在我们车厢，大概是因为这是火车最后一节的缘故。一来二去就熟悉几次。他倒是义气，卖别人十块钱一桶的泡面，只卖给我们五块。就这样，据他说，还能赚一半。

“你们到哪下啊？”第一次聊天时，他问我们。

“昆明。”

“呦，昆明是个好地方，气候好，工作也好找。”

看来他是把我们当成农民工了，这也难怪，我已经几天没有好好洗漱了。

“不找工作，找人。”我回道。

“哦哦，原来是探亲的。”他略显尴尬的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下去。

第二天凌晨5点钟，我和四叔到达昆明。

此刻的“春城”还沉浸在睡梦中，整个街道弥漫在晨雾里，安静而美丽。但我们却无心欣赏这一切，在火车站附近的快餐店吃过早饭后，我和四叔又匆匆赶去西南客运站，到了才知道去南伞的车一天才有两班，最早一班也要等到下午两点。我提议找个旅馆睡一觉，一向“抠门”的四叔居然同意了。很快我们就在附近找到一家名叫“东风”的旅馆，开了一间80块一天的标间，一沾到床，我就昏睡过去，直到四叔才把我叫醒。走的时候我在门口捡到一张卡片，上面印着一个长头发的漂亮女人头像。

在去南伞的路上，有几处路况很差，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我的心就跟着车子一颠一颠。但路上的风光实在是太美了，和家乡的风景完全不一样，我想起很早之前看过的电视机《一米阳光》和《玉观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的来到了云南，我兴奋地推了推身边的四叔，发现他已经再一次睡着了。

中途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叫我，睁开眼才发现是四叔：“你的身份证呢，这边有当兵的要检查。”我才发现原来车子来到了一个检查站。我和四叔跟着车上的人刚下车，身份证就被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收走了，司机给我们解释说是要登记，果然没过多久他又把身份证一一还了回来。但我们并没有马上离开，车上一个三十多的女人因为没有身份证而被叫去审问。半小时后，她还没有出来，我有点担心今夜走不了了，但是司机很不以为然，据他说，这个女人肯定是果敢人，战后，他们很多人都偷渡过来，就像很多人都偷渡过去一样。边防兵应该不会为难一个可怜的女人。“外国人？”我好奇地问。

“也不算吧。”司机说。

大约又等了半小时，女人出来了，看她的神情和出来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反倒是我自己紧张的不行。四叔说：人各有命，谁也不比谁更容易。说完他又回去睡觉了。车厢的味道很不好闻，但是大家都睡得死气沉沉。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我们终于到达了南伞。在车上的时候就听说，这里离果敢老街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距离越近，我对大勇哥的好奇心就越强烈。为什么他会来到这里，也许过两天就有了答案。

刚出汽车站，我们就被摩托三轮车夫围了起来，他们极力想把我们招呼到自己的车上，态度一个比一个热情诚恳。但是我们的穿着打扮，又很快使他们失去兴致，纷纷转移目标，将热情和诚恳放到下一个从车站出来的人身上。

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车夫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打工的？想去哪，我带你们一程？”

四叔朝他摆了摆手。

“你说你们坐了恁长时间的车，也不知道歇歇，真不嫌累？”

车夫还是不依不饶，一着急方言都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车夫很喜庆，就问：“山东人？”

车夫很吃惊的说：“哎，你怎么知道，难不成是老乡？”

我笑笑没有回答。

车夫继续说：“既然是老乡，你们就更应该坐我的车啦。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老乡嘛。”

四叔依然摆摆手。

车夫停了一下，说：“不是来打工的，看着又不像旅游的，是要去老街的？”

四叔说：“多少钱？”

车夫说：“看在老乡份上，一人一千。”

我大吃一惊：“不是五十吗，什么时候这么贵了！”

车夫瞪着我说：“你不知道去年这边刚打过仗吗，现在子弹到处飞，我这干的可是刀尖上的生意。什么叫战争财，那都是拿命换的，不是老乡问你们要一万都使得！”

末了，车夫又叹了口气说：“小兄弟，今非昔比喽，现在想过去比以前难得很，还乱的很。”

四叔从兜里掏出两千块钱说：“乱，才更要去。”

目前为止，大伯给的一万块钱已经花掉了一千五，我和四叔将身上的东西清点一遍后，坐上了“山东老乡”的三轮车。

在牌坊一样的地方，车夫让我们下了车。他告诉我们这就是果敢的国门了。“国门？果敢不是缅甸的一个镇吗？”我好奇地问。“这里面一句两句说不清，总之厉害得很。”车夫摇摇头，带着我们在一条小路上走着。我看着眼前荒山野岭的，心里很没有底。我有点后悔，生怕半路里杀出什么人来，把自己的小命交代在这里。其实本来我是想办个护照光明正大出国的，但是四叔一看办个护照要四百多，又听说可以找当地人带过去就当场就拒绝了，现在想想，人穷起来，干什么都要低“钱”字一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钱那该多好。胡思乱想之间，我们又走了很远，车夫说有时会有当地的村民收过路费，我们竟然没有遇到。等车夫告诉我们依旧到了的时候，我还提着一口气不敢相信。车夫知道我们是来找人的，走的时候还祝我们好运。我很感谢他的好心，我告诉他我们一定会把人带回去的，谁知车夫摇摇头说：“我不是说你们要找的那个人，我是祝你们俩能好好回去，这里是罂粟花开放的坟墓，睡的都是叫不醒的死人。”

我看着眼前凌乱的街道，很难相信自己身处缅甸。一切都是国内的样子。中国商店，中国网吧，中国的餐馆和中国的男人女人。唯一不同的是，它的残破和动荡不安的气息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的，我想这应该源于街上大大小小的赌场。

“咦，这种地方还没有我们镇上板整来，不晓得大勇在这图个啥。”四叔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顺手给了我一颗。

我们抽着烟，看着街上零星的行人，不知道大勇哥该如何找起。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才是最困难的时候。

还是四叔有经验，在路边一个小卖部买了两瓶水一包烟，顺便和店主套起近乎来。卖东西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皮肤黝黑，两颊凹陷，一张嘴便是一口黄牙，“来这寻人？那你是问对人了，你们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不过这边这种人很多，你去赌场挨家问问，准能问着。”

根据店主的建议，我和四叔打算去沿街的赌场碰碰运气，但我们在街上四处逛了一圈，发现大大小小的赌场不下几十家，如果一家家问过去，一天之内恐怕是问不出什么。四叔说要先找个旅店落个脚，我问四叔：“这么多赌场，难道大勇哥也玩起赌博了？”

四叔说：“看着样子，也八成是了。揍死他个兔崽子，小时候没看出来瘾还这么大，早知道当初就该让他在垃圾堆里冻死。”

四叔说的狠了，咳嗽起来。最后我们在老街市场对面的一家名为“川渝宾馆”的旅店住了下来，一人一天四十，另外又交了一百块钱的押金。

进去之后我和四叔轮流洗了个澡，这几天的奔波疲惫顺着水流哗哗往下流淌。洗完澡躺在床上却怎么都睡不着，于是打开电视，居然是中央电视台在放节目。

四叔说先歇歇脚，下午开始去找人，就这样，我在这一天中午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下午出门的时候，正遇到店里的四川老板娘，她知道我们是来找人，叮嘱我们说：“晚上早点回来子撒，前几天镇子上在打仗，来来回回死了好几个人。”

我有点担心，说：“我们呆不久的，找到人就回去。”

“找什么人喽，逛一圈就赶紧回去喽。前两天也有个女人来找人，哭哭啼啼，我说你哭个啥，找到人再哭喽。结果她还是一个人回去的。”

“为什么？没找到人？”

“就这么大条街，哪有找不到人的道理，是找到的人死活不肯回去。我在果敢这么多年，这种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你别看什么当官的、做生意的、教书的，不管在国内干什么，一来到这里没有一个能回去的。”

出了旅店的门，白花花的太阳照射下来，让人有些晃眼。我问四叔：“四叔，你说大勇哥会不会也不肯回去？”

四叔说：“咱都到这了，那回不回去还能由着他？就是打残了，也要把他扛回去。”

我们就在街上逛了一下午，进了几家赌场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李大勇这个人。期间遇到两家赌场门口有人配枪，我和四叔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最后，四叔说，为找一个人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不值当的，所以我们最后没有进去。虽然没找到大勇哥，但是我却有别的发现。在走进一家网吧的时候，居然看到有人在玩穿越火线，还是汉化版的，让我有点惊喜和意外。

第一天一无所获，我和四叔在路边简单吃了碗凉粉就回到了旅馆。四川老板娘劝我们别着急，找人就是不能太着急。

第二天早上，我和四叔靠在市场斜对面的小商店里买早饭，我们一人端一碗米线坐在门口的小桌上吃起来，我对这一天仍不抱希望，我说：“找个人咋这么难呢，像大海捞针似得。”四叔说：“这事怎么能急呢，咱带的钱还够撑几天的，我就不信找不着大勇这个熊孩子。”

这时一个在小商店买烟的漂亮女人来到我们桌前，说：“你们找人啊？”

我说：“是啊，李大勇，江苏的，听过吗？”

“听过，我在街口拐弯处的小赌场上班，这个小江苏以前是常客。”

我看着她穿着赌场的工作服，不像说假话的样子，心里一阵激动，又有点难过，没想到大勇哥真的在赌钱。这是我怎么都不愿相信的。

“小妹，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低头吃饭的四叔这时开口了。

“知道是知道，不过我刚下夜班，现在要回去补个觉。”说着，抽出一根烟，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四叔帮她点上，“难为小妹了，只要找到人，你就是我们的恩人，不会亏待你的。”

女人笑了笑，没有回答，转身向身后的小商店老板说：“老板，拿一袋小麻，这次要批发价。”

说完从老板手里接过一带装满红色药丸状的东西，然后又转过来看着我们，四叔忙帮着付了钱，200颗，一共五百块。

老板在身后大声对女人说：“一大清早你就捡了个大便宜啦，平时都是一两颗的买，可怜这两个外地人，在外面还要被同胞宰。”

“你懂什么，没问你要四号就是好的了。”女人毫不在意老板的话，招招手让我们跟她走。

我不知道四号是什么，但从女人和店主的口气猜测，这大概是一种比小麻还要厉害的毒品。我很吃惊，在我的认知里，毒品交易应该是隐秘的，黑暗的，高度紧张的行动，没想到就在一个小卖部里堂而皇之的完成了。想到这个女人和大勇哥认识，隐隐的，我又有点担心大勇哥。

大约走过了两条街，我们跟着这个女人进了一条狭窄的巷子。最后，在里面一间简陋残破的出租屋外停了下来。女人替我们敲了门，“喂，小江苏，死没死喽，快出来，有人要捞你喽。”

屋内没有动静，女人要回去了，让我们等一等：“叫我小美呀，这两天我都不上夜班，有空了去双凤街的四方缘按摩店找我，我带你们玩啊。”说着又对着大勇哥的铁皮门拍了拍，大喊着：“你妈的，真死了啊！快出来喽！”然后转身离开了。

四叔说：“这女人不错，皮白肉细的”。

我们在门口等了几分钟，正要推门进去，看到一个人搬着一塑料盆杂物从巷子进来。走进了才知道是大勇哥。我和四叔忙走过去，谁知他又搬着塑料盆跑了出去，一个破烂的玩具娃娃掉了出来。我也跟着跑出去，喊了一声大勇哥他才停下脚步。我问他跑什么，他说以为是赌场里来要钱的。四叔赶过来问他是不是欠了很多，他小声的说没有很多，又接着解释说以前欠了一些，现在都还的差不多了。

我们没有继续说话，大勇哥开门让我们走了进去。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台老式电视机和一些杂物，不多的东西满满当当摆了一屋，大勇哥放下塑料盆，又把椅子上的衣服扔到床上招呼我们坐下。

此时我心里很不好受。一路上我已经知道大勇哥过的不会很好，但是看到这个场景还是很心酸。大勇哥变了，他变得干瘦无比，他的精气神也变得干瘦无比。他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完全没有了在家乡扛水泥时的力气。

大勇哥低着头坐在床上，三个人一时沉默无语。过了十来分钟，四叔哑着嗓子说：“看看这里是人住的地方吗，咱再穷，在家里也不至于受这样的罪。”

大勇哥说：“不知道你们能来，没收拾。”说完站起来把床上的衣服被子往边上拢了拢。

四叔说：“别瞎积极了，收拾收拾，跟我们回去。”

大勇哥说：“我先带你们转转，来一趟不容易。”

“不转了，能把你带回去就是再不容易也值了。你爸你妈天天都哭死。”

四叔说着眼圈就红了，大勇哥眼圈也红了。

大勇哥说他不孝，害了自己爹娘没人养老。我问他这几年是怎么到这里的，他说在外打工时遇到了以前的狱友，两人想合伙搞点钱，听说这边钱好赚便过来了，谁知钱没赚到，两人都染上了毒瘾和毒瘾，“他比我惨，赌的大，又找高利贷‘放了水’，还不上，命也没了。”

我总以为大勇哥这些年经历了一些什么大事件，没想到三句话就被他打发了。而这三句之中，有两句被用来了说别人。 我问：“你现在还买彩票吗？”

大勇哥说：“不买了，上了赌桌才知道这东西没意思。”末了，他又说：“其实上了赌桌更没意思，大老板进来，乞丐出去。在这里，活着就是一场空，哪有其他意思。”

四叔说：“这你倒明白，你骗你爸妈钱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明白。”

大勇哥又低下头不说话了。

中午的时候，大勇哥带我们去了附近一家专炒淮扬菜的馆子。大勇哥说呆了这么久就这家的菜对胃口，刚来的时候经常来吃，后来没钱了就不敢来了。我们三个人点了五道菜，其中一道红烧狮子头，四叔尝了一口就放了筷子：“这是个啥呀，咱自家做饭也比这个好吃。”

正说着，有个男人在敲饭店的窗户，大勇哥看到后招呼他进来，他告诉我们这个人叫阿甘，以前是名厨师。阿甘进来后，很自然的和我们打了招呼，吃了起来。他说这里味道不行，厨师都是下九流的人。他还说要不是来这里，现在他还是北京一家高档餐厅的主厨。“20万，”他喝了一点小酒，伸出两个手指头：“20万，三年的积蓄就这么没了。”

我问：“那你有没有想过回去？”

阿甘说：“回过一次，家里送我去戒毒所，自己受不了，又偷跑了回来。关键是这里毒品是真的便宜。”

四叔嘴里难吃要死的狮子头被阿甘吃了大半，吃完，他说今天运气不错，一上午他给赌场里一个赌运不错的客人又是捏肩膀又是倒茶水，得到60块钱，接着又遇到我们，管他一顿饱饭。他哼起歌来，句句带着儿化音。那是八十年代的一首老歌，我听起来却觉得有些凄婉。

吃完饭，阿甘说晚上要去赌场碰碰运气：“60是个好数字，这次一定能回本。” 说完，他喜滋滋的和我们挥手，向远处走去。我看他走起路来上身下身不停摆动，细长的脑袋一摇一摇，身姿很是潇洒。没缘由的，我想起一句诗来：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这句诗在我脑子里绕来绕去，却和眼前的一切毫无关系。

回到大勇哥住处，四叔让他收拾收拾准备回去，但他并没有动。他侧坐在床头，脚上踢踏着一双蓝色旧塑料拖鞋，慢悠悠的开口道：“其实我打电话不是真的要回去，我就是想再弄两个钱。我更没想到你们会过来。”

我楞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我没有想到大勇哥会说出这番话，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他在果敢的生活糟糕透顶，迫不及想让我们带他结束这种生活。

就在这时，四叔脱下自己那双穿了已经穿了快一个星期的棉布鞋，朝大勇哥打去：“你再说一句试试，来都来了，走不走还能由得你！”四叔大声呵斥着，一下两下打在大勇哥身上。

“我看你也不用收拾东西了，我们这就回去。”四叔说着就拽着大勇哥往外走。

“我不走！”大勇哥一手拽着床沿，一手去扯四叔的的胳膊。

我连忙走过去，把他们分开。我对四叔说：“四叔，你先别急，先把事情问清楚再说。”

然后我问大勇哥，这边这么乱，为什么不愿走。

大勇哥突然哭了起来，他说自己已经离不开毒也离不开赌了，一个废人回去也是偷也是抢，与其回去丢人。他又说，就当他死了吧。

四叔叹了口气说：“你这孩子，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说完，他蹲在地上抽了一支烟。

房间的气氛就僵在了这里。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告诉大勇哥，房租已经到期，但他已经不准备继续再租给他了。大勇哥很惊讶，他准备和男人说些什么，但这个貌似房东的男人并没有兴趣听他说话，他很快离开大勇哥的房间，关门的时候很用力。

四叔说：“都这样了，就跟我们回去吧。回去也没人笑话你，没那闲功夫。”

大勇哥说：“我想想。”

四叔作势又要打过去，但终究没有打下去，他拍拍自己的那双布鞋，好好穿在了脚上。

晚上，大勇哥让我们回旅店，他想好了自然会跟我们回去。但是四叔不放心，让我留了下来。大约九点多的时候，大勇哥从外面领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回来，女人四十多岁，抱着一床旧棉被，眼神迷离，嘴里念念叨叨。

大勇哥说她是个精神病人：“浙江女富豪，半年输了四千万就成这样了。一会我要在床上帮她计算计算‘百家乐’的赔率。”我大概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在地上打了一个地铺，不再理会大勇哥。我的行为似乎让他觉得好笑，他看着我，笑着说：“在这里，就这点好。别说是女富豪，就是女教授，你也有办法搞到手。”

我躺在地上，背对着大勇哥，并不像听他讲话。四叔离开后，他变得兴奋许多。

他用胳膊碰碰我，说：“要不要死一下？”

我不懂他的意思，转过头去，发现他和那个领来的疯女人正在吸食一颗红色药丸，和早上阿美让我们买的一样。

“小麻？”我一把将它从大勇哥手中抢过来，扔到了地上。

“他妈的！”大勇哥扬手要打我，眼神凌厉起来。我有点错愕，眼前的人陌生无比。

“好东西不知道享受！”大勇哥说着，放下扬在半空中的手，在地上找了起来。

“好东西！害人的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看看都把你变成什么样了！”我转过身去，闭上眼睛，不再理他，眼泪却留了下来。

半夜，我被房间的动静惊醒，床上两个挣扎的身影，像极了两条蠕动的蛆虫。

第二天醒来之后，发现大勇哥不见了，更糟糕的是我被反锁在了房间内，陪着我的还有床上依旧熟睡的“女富豪”。四叔来之前就是这般场景。之后四叔曾尝试砸门，但没有成功。直到房东来催大勇哥班级，我才得以出去。

很显然，大勇哥跑了，为了不跟我们回去。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等我们沮丧的回到旅馆，老板告诉我们一个自称四叔侄子的男人把我们的行李拿走了，老板看他对我们的身份很了解就没加阻拦，行李里面包括身份证和银行卡。

四叔气的大骂起来，我告诉他我还有一些钱备用，他的情绪才好一些。

后来，我们在大勇哥家里又守了四天，但没有等到他。四叔说，既然他有心让我们当他死了，我们就当他死了吧。

四天后，我们决定回去。

在昆明时，我们补了一张临时身份证。四叔说，买张坐卧铺票吧，卧铺舒服，睡两晚就到家了。我突然想起被大勇哥拿走的包里还有一张印着漂亮女人头像的卡片，突然就后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