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两件事你仔细想想,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国家在危亡时刻放弃了一些原则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但为什么给我们的感觉却不同呢?仔细看看,不过是他们的叙事方法不同而已。历史和现在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发生即不可改变,其已经有了结果,它是过去的现实,而编写史书的人既然是已经知道结果的,也就难免以功过论英雄了。这个和什么很相似呢?倒是和小说有点像,作者总要为故事的发展进行铺陈,树各种flag。历史的是非是很难说的,即使是早已盖棺定论的东西也难免被人来出来非议非议。近来也不乏有些历史学家要为民族罪人平反的,也不乏专家向大众解释哪个主子英明、哪场屠杀合理的。当你们去看他们著作的时候,乍一看似乎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瞧瞧的话,这恐怕就未必了。有些是带有色眼睛,即对某些人物不利的记载一概不用或一笔带过,而对那个人物有利的记载占了绝大的篇幅。另外是混淆逻辑,强加因果,再有一点,就是用现代的叙事口吻去说过去的故事,这一点是比较隐藏的,非是对那段历史较为了解的人很容易被忽悠了。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和我国国情有关,中国的史书是读也读不完,文人总喜欢纪事。有水平的自己编了个野史正史,水平不够的也会写笔记。这就造成了我国的史料就很纷杂,其实不乏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记载,这时便需要我們的历史学家们小心地考据以辨其真假。但于此同时也有许多为了证明而证明的学者引用了一些缺乏考证或可信度不高的史料,这样得到的史学观点,怎么可能可信。具体我就不说是谁了怕被人黑,这种书当故事书看着消遣下还可以,蹬鼻子上脸就太过分了。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历史学者的,学者也是有着自己的学派,有着自己的情感倾向,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些都会驱使着他们采取最有利于他们的叙事方式,这是很正常的事,无可厚非(顺便说一句,我读过一些好的历史学家是会承认自己的片面的)。另外,片面与全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会出现绝对全面的观点。那么,读者怎么规避叙事方式带来的不同所带来的局限性呢,我这里再举一个秦汉史的例子,我们是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节目,所以会举很多例子。钱穆和吕思勉都写过《秦汉史》,但他们关注的重点以及叙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钱穆尤重文化,所以更多的是从文化角度解读是秦汉史的,视角是比较大的,然而文化对于秦汉这段历史的进程真的有钱穆所言那么大的影响吗,恐怕未必吧。而吕思勉则是偏重于对史实的讲述与考证,比如关于鸿门宴的那段考证思辨尤为精彩,但是他却缺乏对于秦汉这段历史全方位的解读,更多的是关于是军事政治的,难道除此以外便无所称道吗,恐怕也未必吧。如果我們在看秦汉史时,能把这两个版本的都研读一番,是否可以获得对于这段历史更加全面的认识呢?我想应该是肯定的。看历史类读物时,我喜欢找些类似的书同时看,不拘于一家之言。另外,尽量看些具有权威性的书籍,比如波里的《希腊史》,便是研究希腊历史的必读物。此外,如果对古史有兴趣,不妨多看看古籍,毕竟二十四史才是古代史研究者永远的一手资料。一手资料和后人的解读演义,叙述方式又会有很大区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