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云海
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文学作品如此，历史也是如此。即使是同样的事实，在两个立场不同的人口中，讲出的会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因为如何叙事完全取决于是谁在讲这个故事。正如阿富汗裔美国历史学家塔米姆·安萨利（Tamim Ansary）所说的，一切历史都归结于人如何“叙事”，事实最终要形成“叙事”，才能成为历史。所以，我们所谓的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从某个中心视角组织起来的世界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可能是欧洲中心史观、中国中心史观、伊斯兰中心史观，等等。
塔米姆·安萨利在《人类文明史 : 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一书中，摆脱单一史观的常规历史叙事，而是聚焦不同的文明，从早期人类工具、语言、贸易、信仰体系的诞生和发展开始，讲述了一部贯穿150亿年的世界史。沿着塔米姆的人类文明史叙事，重新审读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颇为独特的视角。
水流湍急的黄河一面滋养了两岸的人们，形成各个农耕小社会，另一面又不时以灾难突袭。面对时常泛滥的暴雨洪峰，黄河流域的居民形成了一套长幼尊卑关系明确的权力机制，以应对不时发生的灾难，这就构成了发祥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慢慢地，发展得好的聚落会不断扩张，直到形成小型王国的规模，这些小王国被笼统地归为了夏王朝。
此后，随着通信、数学、军事力量、金钱、管理等国家5M要素的发展成熟，国家的规模日益扩大。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要实现对领土的有效统治，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向治下的人们传令收报。因此，信息传播的速度决定了一个权力中心可以统治多大的疆域。因此，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进入了体量巨大的超级帝国时代，希腊、印度、罗马、中国都出现了超级帝国。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经过二十年的诸侯混战，统一了“天下”，并采取修筑长城、盐铁收归国有、统一度量衡等铁腕手段迅速巩固了统治。其中，就包括建设宽阔的马路、行人歇脚的客栈、发达的邮驿系统、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等等。令人惊叹的是，秦始皇采用的这套管辖体制，与几乎同期的波斯帝国如出一辙，也同样取得了好效果。
刘邦灭秦建汉，在作者看来，却是再造了秦朝，只不过是改名为汉。为了将散乱的天下调治成有序的社会，秦始皇把得罪人的事都已做尽。到了汉朝，长城已然屹立，法家治国的统治体制也早已设置好具体到人的机制，汉朝还继承了全国的军事强权，也就没有必要再实行秦朝严酷的全民征兵制。此外，汉朝还开创了通过考查经典掌握情况来选拔治国人才的独有机制，依靠士大夫的精英群体来统治庞大的国家。这在其它国家都是任用亲信的当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体系。
秦始皇不惜靠暴虐和流血打下来大一统的统治基础，才有了汉朝四百多年的持久繁荣，奠定了中华文明兴盛的基础。两代半而亡的隋朝皇帝同样也是如此。隋朝牺牲了百万余人修建的京杭大运河带来了发达的贸易网络，其治国体系也被继之而来的唐朝所沿袭，这些都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基础，而盛世一直持续到了宋朝中叶。
尽管在蒙元的铁蹄下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曾短暂中断，但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世界的“天朝上国”的中华叙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占据无可撼动的天然地位。
但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猛然惊醒。两次鸦片战争的流血伤亡甚少，影响却是极其重大的。英国通过战争得到了在华通商自由的权利，拥有了更多开放的口岸，以及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等等。此后，西方列强纷纷要求同样的待遇，有权在清朝的土地上自由贸易。到这时，中国本来的主体叙事已摇摇欲坠，这套叙事不再能解释世界，也就不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了。此时，洪秀全将当时社会已经零落的新旧叙事组织在了一起，创立了“拜上帝会”，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重创了清王朝的统治。
如同人类文明史叙事中的中国一样，《人类文明史 》一书中还阐述了多个其它不同的文明叙事。正是这些不同文明叙事之间的联系和碰撞，共同汇集成了整个的人类文明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