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唐史学会、汾酒集团联合举办的“纪念杜牧创作《清明》诗1193周年暨2018年春季汾酒文化论坛”在山西杏花村汾酒厂隆重举行。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杜学文、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杜文玉、山西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李中元，全国人大代表、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共同出席了开幕仪式并讲话，山西省社科院与汾酒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同时出席本次论坛的还有社科院副院长宋建平、山西省社科联副主席王志超、汾酒厂股份公司总经理常建伟、汾酒集团董事会秘书长张琰光等汾酒高层领导，汾酒集团文化总监、汾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柳静安，来自全国各地六个省市八所高校、社科院的教授、专家学者以及新闻记者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李秋喜董事长在致欢迎辞时，向与会学者专家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和热烈的欢迎。他表示，《清明》诗因汾酒而兴，名诗与名酒是密不可分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并汾旧路满光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诸多大文豪都曾游并汾并写过诗。汾就是汾州，也就是现在的汾阳，他们来汾阳的重要原因就是这里的杏花村有好酒。汾酒因《清明》诗而名，此诗让汾酒家喻户晓，缔造了汾酒的一次重要辉煌。为了铭记杜牧《清明》诗给汾酒带来的伟大贡献，汾酒集团将杜牧正式列为“汾酒十贤”之一，塑像立碑，永久纪念。
近年来，不断有关于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到底在哪儿的争议。我们纪念杜牧不是为了参与这些无谓之争，而是不想让杜牧的千古名诗因那些恶意的炒作而蒙羞。的确有不少与杏花村重名的村子，但是其如今以及历史上有没有名酒不是几句话就能改变的。杜牧是因为美酒而来到杏花村，又因美酒写的《清明》诗，所以，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消费者都能品尝到杜牧所饮之美酒。只有诚信做事，用心酿酒，弘扬杏花村汾酒所承载的中国酒魂、《清明》诗魂，才算是对杜牧最好的纪念。
来自全国各地的唐史专家、诗词专家、文化学者用大量翔实的史料，从气候、地理、历史、诗歌、酒文化等多角度论述了杜牧与汾阳的密切关系，以及杜牧在山西杏花村所写的《清明》诗带来的深远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杜文玉发言时说，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杜牧早年至少曾两次游历汾州，而且在这里写了《清明》诗。从诗的意境来看，杜牧的情绪并不高，很有可能是想起了曾在此地做官的曾祖父，触景生情“欲断魂”。再从汾阳生产名酒的历史看，杏花村遗址考古发现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时期就有先民在此进行原始酿酒器，其标志性酒器具就是杏花村遗址发掘的小口尖底瓮。
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这里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文化，在北朝时期更已经生产了上层皇室贵族饮用的“汾清”酒，并且成为宫廷贡酒，近代以来又多次获得殊荣，特别是获得了1915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最高奖——甲等大奖章，更是让汾酒一举驰名世界。汾阳杏花村汾酒不仅生产历史长，而且连续不断，又是国际名酒，得到盛唐时代伟大诗人杜牧创作的《清明》诗之垂青与赞美是自然无疑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介生发言时说，山西在唐代政治地理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与影响，并州地区在唐代实际上是与上京长安、东都洛阳共同构成了唐朝政治地理的枢纽地带。唐代晋中地区的发展，与当时的水环境，改善及水利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太原三城依水为城，与水相依。而汾州在当地官员及百姓的努力建设下，同样沟渠纵横，水域生态良好。就地域环境的细节而言，唐诗中所提到的“汾阳花”、“杏叶鞍”以及汾州诗人薛能所作“杏花诗”，特别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牧的《请明》诗，更能为汾酒以及杏花村早期历史提供确凿无疑、很有价值的史实依据。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薛平栓发言时说，唐代文人大量的吟酒诗，不仅生动形像地反映了他们对于各种酒的消费情况，也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的酒文化；文人吟诵美酒，对于唐代酒的生产与消费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杜牧早年游历山西时，在汾州写下的《清明》诗，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学者吕世宏发言时说，唐敬宗宝历元年，杜牧二十三岁，朝中唐敬宗贪玩成性，东部地区河北三镇割据，上党刘悟也怀有二心，面对国家内忧外患，杜牧心急如焚。一方面写了《阿房宫赋》希望劝谏唐敬宗，另一方面写了《上泽潞刘司徒书》准备劝说刘悟统一河北三镇。公元825年杜牧壮游山西，仲春二月从长安出发东行洛阳，去潞州，劝说刘司徒不成功，北上游太原府，南下并汾古道，写下了《并州道中》《边上闻笳三首》等诗歌，途径汾州写下了《清明》一诗。我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探讨，不论是从自然气候、历史区位、还是诗人杜牧创作清明诗时间等史证看，杜牧《清明》诗所指之处就是山西汾阳杏花村，且有大量翔实的依据可查。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赛时发言时说，汾酒是我国酿酒业中独占鳌头的古老品牌，早在北朝时期就已经享誉中华，至今仍然保持着国家级名酒的身份。历代文人们对汾酒的偏爱以及对汾酒的颂扬，使得汾酒披上了其它名酒所没有的光彩外衣。唐朝时期的汾酒名之曰“乾和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列出唐朝名酒17品，其中就提到“河东之乾和”。河东，泛指山西，具体酿造地点在汾阳。除了杜牧以《清明》诗赞美诗人汾酒的前身乾和酒外，其他大诗人也纷纷赞之，如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卷37《偶作寄朗之》就发出了“斗醲乾酿酒”的吟唱。张籍则写出“酿酒爱乾和” （诗见《全唐诗》卷384）的诗句。现存敦煌文书中有唐人王敷所著《茶酒论》，其中亦将“剂酒乾和”列为一代名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王永平发言时说，1、否定杜牧是《清明》诗作者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陈寅恪考证《清明》诗时认为，它所描写的气候物象应当是中国北方的景色。2、1980年以前，杜牧诗实指汾阳杏花村没有任何争议，1982年以后由于经济利益作用，进而对其地望展开考证，并形成了激烈的争论。至于诗中所言的“杏花村”到底是虚指还是实指，我认为是实指，是指山西汾阳。3、汾阳杏花村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御酒“汾清”酒，唐宋时期的“干和”汾酒，以及著名的“羊羔酒”都是杏花村汾酒的前身，吸引了杜牧在内的无数文人墨客。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导石云涛发言时说，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长安至太原的驿道，途经汾河谷地，见证了唐代诗歌的兴盛发展。裴度、令狐楚、严绶等往来于此的高官、名士极多，张籍、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曾为此赋诗。晚唐诗人杜牧早年曾有北上游边的经历，他当时尚未入仕，走“太原—长安驿道”返长安时，路经汾酒的生产地汾阳，并在这里向牧童打听何处有酒家。他的《清明》诗当写于此次行役途中，反映的心情与《并州道中》《游边》《边上闻笳三首》《边上晚秋》相同，都是年轻人为谋求前程奔波道途的落魄心情的写照。
兰州财经大学敦煌文化研究所教授高启安发言时说，世人皆知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清明》诗盛赞的山西杏花村“汾酒”为山西名酒，世之佳酿，历史悠久。其实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广为传播的一味佳酿——“羊羔酒”，就是宋代的汾酒，出产在今汾阳。其流行并驰名，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大有关系，因宋太祖早年曾在山西一带游历，喜欢饮用山西酒，登基后命令将山西一带酿酒方作为宫廷法酒，“羊羔酒”因此而成为宋代宫廷法酒之一。直到清代，雍正皇帝仍然密旨年羹尧进贡“羊羔酒”。
绵山研究专家、文化学者杜国华发言时说，寒食清明节源发地是山西介休绵山，距今已有2670年的历史。杜牧的曾祖父杜希望曾当过西河郡太守——西河郡便是后来的汾州，是绵山的父母官。唐朝初年民间在寒食清明节扫墓并郊游的习俗已经蔚成风气，并引起朝廷的注意。杜牧年轻时，来并汾古道壮游，写下了千古绝唱《清明》诗，并促成唐朝的寒食清明节假日增加到七天，这样官员们可以从容地进行扫墓祭奠之事。
上海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中国武则天学会副会长赵剑敏发言时说，通过对杜牧诗文、资料的研究可知，对并州（太原府）地理、人物、军事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浓厚的情结，而汾阳则是并州重要之县。我认为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指的应是汾阳的杏花村，并州汾阳的牧童同样确曾遥指杏花村。
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高春平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唐朝是中国白酒文化高度发达兴盛时期，也是汾酒第二次走向国际市场的巅峰时期，李白、白居易、王勃、杜牧的诗篇在日本、高丽等国达到了“童子解吟”、“胡儿能唱”、朝野喜闻乐见的普及程度。晚唐大诗人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绝唱，更让杏花村汾酒再度扬名中外，成为千古传颂的赞酒名句。
明清汾商以汾酒为龙头产业，杏花村蒸馏酒技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则要从明朝初年起，主要途径：一是移民传播，大批汾酒酿酒技师也跟随者移民队伍，分布到全国18个省，汾酒酿造技艺由此在全国广为传播。二是晋商传播，今天，全国各地历史较久的白酒产地，往往是晋商云集之地，有很多地方白酒的前身，就是晋商开设或参与的酒坊。山西人把汾酒技术带到贵州，生产出了茅台酒。晋商进入陕西，西凤酒诞生。晋商到达泸州，出现了泸州最老的窖池。由此可见，明清两朝，晋商构筑的汾酒传播之路，勾画出了今天中国白酒产业的布局。
6000余年的杏花村遗址史，2000多年的汾阳置县史，1000多年的杜牧《清明》诗史，100多年的巴拿马甲等大奖史在中国酒史上空前，独一无二。我认为均可佐证杏花村汾酒是白酒祖庭，中华酒魂，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牧“牧童遥指杏花村”无需争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