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出版以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联系到我，希望和我聊一聊这本书和抑郁症的相关问题。
感谢主持人一郎老师的耐心倾听，也感谢《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的图书编辑冬雪姐和玉敏姐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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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访谈摘记（二）：
主持人/一郎 受访者/左灯
主持人：知道你抑郁以后，周围人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左灯：周围的人几乎不知道我的真正情况，很多朋友只是都很疑惑本来那么活跃的我，为什么突然销声匿迹了。他们联系不到我，就互相探寻我的消息，还一度以为我遭遇不测，暴尸荒野了。
最先知道我病情的是我父母和我最好的朋友。
我爸其实是个很深沉很沉默的人，从来没直白地表达过对我的“爱”。但我抑郁后，他每天一张嘴，就是肉麻的“爸爸爱你”“妈妈爱你”“全家都爱你”诸如此类的话。这略显造作的爱，让我一度承受不来。
我妈就比较戏剧化了，她坚信我是中邪了，是因为我把衣服晾在外面，夜晚的时候鬼怪钻了进去，然后附身到我身上作祟。我当时听了她这一整套完整的理论，竟然也觉得有点道理，现在想来真是给我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身份蒙羞了。总之，她每天都神神叨叨的，去寺庙、求大仙、做法事，我都害怕她半夜趁我睡着，偷偷给我灌香灰水。
我最好的朋友是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直肠子女孩。为了帮助我抵抗疾病，鼓励我走出阴霾，她无比贴心地说尽了那些我那时最不想听到的话，什么“你就是太闲了”“是你想太多”“每个人都抑郁的”等等等等，所以直到现在，她还是我抑郁治愈之路中最典型的那个“反面教材”。
后来，我住院了。那时的我的确很难搞，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恨不得抡起自己的头扔出地球表面。我那时候特别不想见人，任何人都不想见。她每星期特地千里迢迢来看我，我不是一言不发就是默默流泪，最后总是被我搞得不欢而散。这放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我算是个比较善解人意的人。
所以每次她走了，我都在想，看我变成现在这样，她下星期一定不会再来了。但是她还是依旧来。而且她非常努力地去理解我，说话也变得特别谨慎。那时我对“死”字特别敏感，已经敏感到神经兮兮的程度。她就绝口不提“死”字，每次来看我，也都一本正经，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的样子，生怕哪句话戳中我又让我突然“爆炸”。
那时的我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不可理喻，但她还是依旧坚持每个星期都来，后来她说，她只是为了告诉我：无论我变得怎么样，她都会在我身边。
现在，她成为了一个准妈妈，遭遇了产前抑郁，她说她一下子就理解了我当时的痛苦。不是说，乐观开朗的人就一定不会抑郁。她这样乐天的女生，也逃不过抑郁的侵袭，只能说明抑郁真的无孔不入。
我会一路陪着她走出来，就像她当初始终陪着我一样。
主持人：你在书里提到一句话—— “当全世界的恶意汹涌袭来”，你经历了什么？又是怎么去解决的？
首先是抑郁本身的折磨。
去年大概8、9月份的时候，我觉得越来越丧，心情像歌词唱的那样——“落下负一层B座”，经常白天笑脸盈盈，晚上回家就痛哭流涕，瞬间哭泣的技能简直能秒杀现在当红小花旦了，但那时候还不严重，哭到一半还会拿起镜子看看自己哭的凄不凄美，有没有哭出梨花带雨的效果之类；
后来，就开始觉得全世界都了无生趣。 那段时间，我正在沉迷PS技术，会把自己的自拍修成瓜子小脸，铜铃大眼，然后看着这些“照骗”沾沾自喜。但一下子，我就觉得没意思了。那种“没意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厌倦或其他什么，而是一种真实的痛苦。想到要做的事情，哪怕你以前再热爱，你也觉得非常的痛苦，包括看电影、看书、听音乐都是，让你抓心挠肝地难受，所以你本能性地去拒绝、去回避，所以你什么事都做不了；
再之后，我开始嗜睡，越睡越多，越睡越累，一度睡上了18小时，我那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像乌龟一样，去哪里打个洞冬眠；再然后，开始出现躯体症状，莫名其妙的头痛，胸痛，腰痛，我常怀疑有人趁我睡着偷偷揍了我一顿；
随之而来的还有偏执、敏感、神经质，我那时完全失去了打扮自己的力气，每天蓬头垢面，带个口罩去上班，路人无心看我一眼，我都会想：“他是不是在鄙视我，鄙视我像个一无是处的垃圾，怎么还好意思活着”。我脑子里真的每天就是几十部宫斗大戏轮番播放，就觉得下一秒自己就要发疯失控，要撕扯着头发去跳垃圾桶了。
其次，是内心的孤苦。
我曾说过抑郁患者的痛苦，是一种孤独到极致的痛苦。孤独像是一场无声的核泄漏，没什么能比它本身，有着更沉默更巨大的杀伤力。
没人理解你为什么这样，也没人试着去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所有人都不明白，哪怕你最亲近的人也是，他们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多愁善感、消极颓废、自甘堕落”，也不明白这样一点“心理问题”为什么就可以把你彻底打垮，他们不明白抑郁需要吃药甚至手术，他们在抑郁的盲区里疑惑地看着凝视你，眼睁睁看着你在泥沼里越陷越深，却无法伸出一只手来拉住你，你们之间好像始终隔着一道僭越不了的鸿沟。
但其实对于抑郁患者来说，面对不理解才是常态。所以我现在常说，我们渴望别人的理解，也要理解别人的不理解。
而就当时来说，没人觉得这是个病，也没人觉得我会得这种病。——这是那时候的全世界带给我的最汹涌的恶意。
至于怎么解决的，与其说怎么解决，不如说是怎么治愈的。一方面，解决是一种主动的状态，但其实这一路以来，我鲜少发挥主观能动性，我是被治愈的。另一方面，比起说解决了抑郁，说治愈了抑郁更有温度，也更贴切吧。
主持人： 活下去对于抑郁患者来说真的很难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那些真正遭遇坎坷不幸的抑郁患者更有发言权，相比来说，我真的很幸运了。
我经常收到一些抑郁网友的私信。其中有一个待产的抑郁症孕妈，她说她生日的时候，对着全家许下的愿望是：孩子健康，家庭美满。但是她说自己真正的愿望，其实是生产的时候可以大出血，带着孩子一起死在手术台上；
还有一个孩子，他一直陪伴着自己抑郁症的母亲，因为母亲一句“我感觉好多了，我要好好活着”而喜极而泣，可是就在说出那句话的同一天下午，趁着孩子不注意，这位母亲走进仓库，利用早就准备好的绳索了结了生命，从此，一个孩子永远失去了母亲；
我还记得一个姑娘，跟我谈下辈子的时候这样说道：“我希望：此生此世，魂飞魄散，无来生，无来世，生生世世，永不复存在。”这个姑娘仅仅14岁，本该是精彩人生刚刚开幕的年纪。所以你问我难吗？答案是难的。但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个故事。
《我不是药神》应该很多人都看过。《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出版之后我认识了一个抑郁病友，罹患了和《我不是药神》里一样的慢粒性细胞白血病。与她第一次见面，我就注意到她脖子上一快巨大显眼的疤，但我没好意思问。
后来她分享了的经历：“《我不是药神》里的情节都现实经历过，买药难买药贵，疾病的折磨，生存的欲望，瑞士格列宁到印度格列宁，为了续命到处找人带药等等等等，在我眼里，这不是一部电影，这就是我们白血病患者的纪录片。我们都是，只是想要活着。”
那时候我才知道，她脖子上的一大块疤痕是因为插管遗留的。那一次，她因病情急速恶化无法呼吸，医院给她判了死刑，她的家人和朋友趁她吊着最后一口气，把她送回到自己的家乡。说到这里，在一旁坐着的她的朋友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音，那个朋友说当时就觉得要失去她了，要永远失去她了，在疾病面前，生命太脆弱了。就这样的情况，她突然恢复了自主呼吸，这个已经被下达死亡通知书的姑娘，又一次背对死神，向人间疾奔了回来。她说，那一刻，她清晰地意识到，她想活着，她要活着，她还这么年轻，她想好好活下去。
我每次觉得太难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她，就想，在我这样草率地面对自己生命的时候，有的人咬紧了牙关，奋不顾身地只为了想要继续活下去，哪怕拼尽全力只换来短短一秒的辰光，对像她一样千千万万的病人来说，也很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