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各类晚会密集登场的时候，一幕幕的演出成为隔离新旧两个年度的标志。大幕拉开时，“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灯光舞台的效果令人炫目沉醉。而当春台落幕，太牢享尽的时候，又当作何感想。欢宴之后的空虚，只能以另一场欢宴来填补，从而带来更大的空虚。那么人们又为什么要看表演，为什么需要艺术？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文艺只是“模仿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两层。并认为：戏剧滋养着应该由理智压制下去的人性中的卑劣部分，例如情感和欲念。所以他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如果对照柏拉图的观点，在我们看完一场表演或者戏剧的时候，反思一下，是否情感和欲念更加强烈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按照柏拉图的说法：那便是人类精神中的非正义部分得到了加强，这也正是他反对戏剧的原因。
那后来的伟大的艺术家又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叔本华认为“文艺的目的是显示人的理念，人类心灵深处的理念需要在非常的、充满意义的情节中转变为看得见的东西，这样才能被揭露出来。文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人的理念客体化，从而清晰的展现人的理念，塑造美。要达到这种效果，悲剧才是最高峰。”悲剧表现了人生最真实的一面，人生的本质是痛苦，通过悲剧，这种认识会得到纯化、提高，最后超越现象的迷雾，人的自私心及一切欲望也就会随之消解，由此加深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带来的结果就是人性的清心寡欲，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生命意志的放弃。所以我们在悲剧里看到的那些高尚的人物，在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和痛苦之后，最后往往放弃了他们此前热烈的追求，放弃了人生的一切享乐，从而达到宁静状态（假如他们足够幸运活到了悲剧的结尾）。就如：贾宝玉跟着赖头和尚和跛脚道人飘然而去，堂吉诃德对骑士精神进行了全盘否定后与世长辞，焦仲卿与刘兰芝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百年孤独》里的最后一个人被蚂蚁吃掉。
红楼梦对此总结的最为彻底，在经历了大观园的繁华之后，曹雪芹给出的结论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不光是大观园里红男绿女们的下场，更是世间所有事物的归宿。莎士比亚更是此中高手，他把最美好的东西都毁灭给人看。如果凯普莱特与蒙太古两家修好的话，罗密欧与朱丽叶本来可以是幸福的一对，可是狠心的莎士比亚竟然把一群好男女全部埋进了凯普莱特家的坟墓；哈姆雷特本来可以是一个幸福的王子，可以成为一位英明的国王，可是莎翁硬是让他国破家亡人去；奥瑟罗最后与最爱的人同归于尽，安德洛尼克斯亦归于沉默。非要这样么，那是必须的，即使哈姆雷特不是悲剧，他的死亡不过可能会推迟几十年而已，最终下场仍然是被埋葬。如果悲剧才是真相，可是那些经典的喜剧又作何解释呢，你仔细看，喜剧其实也是悲剧，人们每日的蝇营狗苟和辛苦劳顿、愿望与忧惧借助于一些偶然巧合构成了一幕幕喜剧镜头。因为我们无法以有尊严的悲剧人物自诩，而不得不在生活的众多细节中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猥琐的喜剧角色，那是命运带给人们终生痛苦之时还要加以讽刺和嘲笑。就像喜剧《仲夏夜之梦》一样，所有的角色虽然都以喜剧收场，但他们全都是神灵调笑和戏谑的玩偶，让人觉得卑微无耻，全无一点死在悲剧中人物的尊严与荣光。甚至连热闹的摇滚音乐当中也充满了悲剧精神，歌手们声嘶力竭的表现的是他们难以表达的内心痛苦，或者表现为颓废、无奈、反抗、哀叹。如披头士乐队呼喊着“Let it be, let it be”，中国歌手则大喊着“我一无所有”或者“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这种表达是那些装酷的青年做不到的，充其量他们只能脱光膀子露出一身恶心的纹身，戴个太阳镜胡喊乱叫一通，并以摇滚歌手自居了。
虽然都是满足人身上的那些窟窿的需求，但晚会刺激的只是人的耳目，悲剧则能直指人心，耳目的刺激带来的是欲望，人心则向往宁静。王小波推崇的杜拉斯的《情人》第一句话是“我已经老了”，然后第一段下来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吸引我们读完那用极端惨痛的语言来表现出的爱情的悲怆和低沉。《百年孤独》开篇是“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引出七代人的百年孤独。
悲剧并非让人沉沦，恰恰相反，会让人生活的更好。在观看这些戏剧的时候，我们通过伟大的艺术家的眼睛看到了世界的真相，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做为理念的世界，而不是表象。这种悲剧触动的是人的心灵，突然把人们从欲求的无底洞中拉出来，让认识甩掉为意志服务的枷锁，动机不为欲求所牵引，安宁也就到来了，那便是真正的幸福。这是一种远离痛苦、至高至善的心境，伊壁鸠鲁把她称为最高的善。当然，我们不能期望晚会导演像莎士比亚一样带给我们沉思，他们只是通过灯光音响来填充眼睛耳朵这些没有底线的欲望的窟窿，人们不会在晚会结束后感受到心灵的宁静。
这件事情很奇怪，人们感官的满足靠的是声色一类的刺激，那些能触动人们心灵的东西，恰恰是一种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也就是曹雪芹的“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难了，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这些都好表达，可是“什么都没有”的境界怎么表达？这就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登场了。我们可以看几句诗歌：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雪莱的“长逝的时流，是一段永远沉寂的乐音”。这些诗句让我们如此感动，是因为我们借助诗人的表达技巧看到了他们眼中的世界。鸟都飞没了，人也走光了，看不见前人，看不见后人。那我们看到了什么？有一种景色什么都看不到，有一种声音什么都听不到，硬硬的逼着我们去返观我们的心灵。
很多中国画家也精于此道，偌大一张纸，你竟然寥寥数笔就应付了，留下大量的留白，可也让人“对此如何不垂泪”，八大山人画过很多鸟，一张大纸上，一根枯枝，枝头立着一只鸟，他把笔墨算是省略到了极点，画荷花只有一只腿也就罢了，连枝头的鸟也都是一条腿站着，所有的鸟一律侧面对人，只露出一只眼睛。山人的那些好鸟啊，它们或者独腿立在一段枯枝上，或者蹲在一只南瓜上，或者没有任何依托的立在画面上，看时间长了，那些鸟都会是你的朋友，你甚至会对着它们连哭带笑，就像山人的签名“哭之笑之”。那一只呆鸟，瞪着他空洞的独眼盯着你，仿佛在问你那个保安和哲学家都关心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也会问它同样的问题，可是他不回答，仍然像个开悟的禅师一样盯着你，逼着你开始问你自己。马远画的孤舟孤零零的飘在水面上，没有抵御风浪的力量，甚至没有维系的绳索，飘来荡去，不知所归。李商隐有句诗：“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你这鸟飞来飞去的要去向何处呢？可是问鸟的同时突然问到了自己，人生蹉跎流转，哪里有个归程，所谓故园只是一个缥缈的空间，家乡是我曾经的居所，一切的追求似有似无，人生如此，不亦悲乎！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到处是一片雪泥鸿爪，一切都是短暂的寄托。空中的飞鸿是天地的过客，我等又何尝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