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世博梦

快10年了，如今每到上海，我还会把目光投向浦东那一片地方，那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园区，那里承载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梦，那里也留下过我的梦。

2010年10月31日，17点55分，上海世博园以及中央电视台演播室中的世博会闭幕特别节目《未来之光》即将画上句号。

此刻，眼前监视器里流动着的，是世博园最后的人潮；耳机里回荡着的，是最中国也最世界的《茉莉花》的旋律；回头，落地玻璃窗外透进来的，是愈浓的夜色；蓦地，心头涌起的，是刚刚连线时同事杜宁在浦江航船上掩饰不住的哽咽。

演播室近旁的世博文化中心，参加晚上闭幕式的观众已经在入场了。忽然又想起，刚刚我忘了在节目最后和观众说“再见”，只最后一次说了“看世博，知世界”。过往的184天里，几乎每一天，我都会在节目里不止一次地说起这句话，熟练到脱口而出。可恰恰是当它似乎已成了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的时候，却也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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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一切恍如一个梦，在世博园最后的夜晚渐起的灯光映衬下，更似一个梦。

可梦境又怎会如此真实？

大概没有谁能把梦完整地记录下来，记得的只有一些零散、不连贯的片段吧……

一

第一次走进世博园，是2010年2月9日，为当时我担任主持人的《世界周刊》栏目制作一期春节期间的特别节目。

那时候，世博园还是片大工地，除了一轴四馆基本竣工外，大部分的展馆都还看不出个所以然。后来令大家印象深刻并获奖的德国馆——“和谐都市”，当时连雏形还没有搭建起来。可采访到的各参展方的工作人员，面对着一个个只有大致模样的展馆，全都是兴致盎然，不同的语言描画着同样的精彩，他们似乎都执拗地相信，自己的展馆将给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标准答案。于是，我心中的世博园也被他们的憧憬一点点勾勒了出来。以至于后来看到完工后的世博园，却始终觉得离我的想象还差那么一点。

那次还有件印象颇深的事。采访荷兰馆“快乐街”时，正遇上荷兰驻上海总领事冒雨看望施工的中方工作人员，难道老外也节前送温暖？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才发现，那位衣冠楚楚的荷兰老头最主要的目的是拜托、也是严肃地要求施工人员加快进度！他一脸的郑重令人无法忽略，让我看到了所有憧憬背后的紧张与压力，也看到了参展方对上海世博会的重视。

那期节目的结尾，记得是在黄浦江边录制的，我说：“即将开始的上海世博会可不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而我们希望的美好生活又是怎样的？”

如果说之前，世博梦只是个朦胧的影子，从那一次起，梦境开始清晰了。

二

“在大上海受的苦，没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到的。”这是2010年5月2日，我结束世博会开幕特别节目的工作返回北京时，在前方负责世博会报道的新闻中心副主任庄殿君发给我的一条短信。那年4月18日，我直播完玉树震情的新闻节目后匆匆登上京沪空中快线的航班时，真的没想到，接下来经历的会是如此艰难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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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世博梦，我喜欢特别节目的名字——“未来之光”

首先是开幕前探馆短片的拍摄。留给我们几组团队的时间极其有限，即便在试运营期间，很多场馆也还在做着最后的布展、调整、维护工作，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拍摄的难度；其次，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自己的工作影响场馆的试运营和游客们的参观。于是，接下来的十几天留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等待和行走。等待入园长长队伍的一点点前移，等待一个个确认可以拍摄的消息；行走在一个个场馆之间，行走在5.28平方公里的园区里。好像打生下来就没走过这么多的路，于是有了同事间流传的那句名言：“椅子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那段日子里，坊间还流传着“欧阳夏丹靠明星脸也蹭不来一辆电瓶车”“康辉在挤得前心贴后心的园区公交车上还昂首挺胸做联播状”之类的段子。不过既然还能编段子，说明大家有充分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潜力，也给了领导继续“压榨”我们的充分理由。

体力的透支还算罢了，把片子拍好更耗人心力。这些探馆短片要求既不同于给足信息即可的现场报道，也不同于以铺陈情绪为主的小专题，最重要的是要让观众看了之后对世博会激起浓厚的兴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编导们“无所不用其极”，各有各的路数，对主持人也各有各的要求。有的编导说：“主持人，你就是我的传声筒，你就是我的表达符号，我不需要你有过多的个人色彩。”有的编导则上来先问主持人：“你先告诉我你感兴趣的是什么，你都没兴趣凭什么让观众有兴趣？”老实说，对前一种方式，我曾极度抗拒，成天笑话我们是“传声筒”，怎么现在又反过来让我们做“传声筒”？对电影式的一个镜头多角度反复拍摄也很不适应。后一种方式，主观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光敲定拍摄方案就议论再三，进度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样的摩擦、碰撞过程中，节目逐渐呈现出了突破以往的新样态，自己曾经以为不可能的在屏幕上变成了可能。《意大利式生活》中，我看到了自己之前在馆里一趟又一趟以为无意义的溜达，经过编导精确的剪辑后怎样成为极富节奏感的引领；《日本馆：心之和、技之和》中，我看到了在极有限的馆内拍摄时间里，编导赋予我的极大创作自由度怎样使全片有一种如临其境的流动感……

10天紧张的世博探馆短片拍摄，比起艰难和辛苦，收获当然更多。第一，它促使我对“创新”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些拍摄方式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但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创新、不拘泥，借用一句话，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使这些世博开幕前的“急就章”成了后来一系列探馆短片的蓝本。而创新一旦成为模式后，自然也容易流于表面，后期的某些短片的过于“MV化”就是表征，因此，创新之后，必然面临着再一次的创新。第二，它促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合作中团队间彼此的信任是多么重要。没有哪一种方式最好或最坏，即使初次合作，也必须给予合作者最大限度的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才可能共同寻找到最恰切的表达。第三，它促使我对“主持人”回归了某一重认识。现在，提到主持人，一致的标准就是“说好自己的话”才算本事，但“说好别人的话”是否同样重要？如果一位主持人忠实地传达了节目的意图，准确地表现了节目需要传递的情感、言语，即使这些就来源于编导的思路，这位主持人是否同样合格甚至优秀？说到底，主持人是“表达者”。

那段紧张的日子还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记，那就是完成了探馆的拍摄、演播室的日常播出和开幕的特别节目，到4月30日晚上，疲劳让我出现了工作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失声”，可第二天5月1日早晨，还要做世博园开园仪式的直播连线，因为安保要求，所有到现场的人员都提前报备了名单，无法临时换人。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清晨，我记不清往嘴里塞了多少各种据说可以清火开嗓的药和水果，总算在出发的那一刻，勉强能让人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就这么撑着做完了直播，连线结束的时候，北京演播室的主持人文静还特别向观众解释了我的状况，并向我表达了问候。但以工作标准衡量，那真是我的一次失败，这该算是我的世博梦中难忘的“噩梦”片段了吧。

三

必须承认，对上海世博会，我有一种“城市最佳实践区情结”。

从第一次走进世博园开始，就已经觉得，浦西的这片区域才是上海世博会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最恰切的阐释。如果说，浦东的所有展馆给了参观者一个美好的梦境，那么，城市最佳实践区就是引着人们通向那个美好梦境的现实路径，并且可以由此生发出更多、更有效的路径。缺少了这部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多少会显得有些空、有些虚。

可惜，这片区域一直不是热点。所以，我始终觉得媒体有义务做更深入的引导，那就从我们做起！开幕前拍摄探馆系列片时，“零碳馆”“马德里竹屋”“汉堡之家”“空气树”，这几个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案例是我投入心力最多的；做开幕、闭幕特别节目，每一次和编导讨论方案，城市最佳实践区的价值、作用、世博后的应用，都是我极力争取“要再加多一点”的内容；直播时，但凡有可能，我也会利用主持人的一点小小权限“夹带私货”；制作《世界周刊》的“告别世博”节目，最后的结尾我坚持要在城市最佳实践区采录，就是想告诉观众，告别世博，这里却是“不说再见”的。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人又在上海，难以与后期编导密切沟通，这部分内容在后期制作时被剪掉了，深以为憾事！

还有一点遗憾，当时新闻频道有个《天天世博会》的栏目，其实完全可以给城市最佳实践区更多的展示空间，而不仅仅是在没有国家馆日活动报道时拿来权当填补，或者让报道散落在各个不同时段里。如果每天固定有一段时间，深入介绍城市最佳实践区的80个案例，介绍这些已有的实践的示范作用，我们的世博报道应该会更饱满、更有厚度。毕竟，当我们记录今天的时候，如果还能着眼于明天，那么今天的记录也就绝不只是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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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博会意大利馆前

2010年10月31日，在上海世博园的世博会新闻中心四楼的办公区。

那一刻，望着窗外的黄浦江以及黄浦江两岸的世博园，我又想起了第一次在世博园录制的《世界周刊》特别节目结尾处问过的那个问题：“上海世博会可不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而我们希望的美好生活又是怎样的？”

上海世博会给出答案了吗？也许有吧，也许答案还不止一个。而只要你思考过，你就已经感受到了上海世博会最珍贵的宝藏。

快10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怀念那段日子，尤其怀念闭幕特别节目的名字——“未来之光”。世博会是一个梦，但这个梦绝不虚幻，因为那184天，就是未来投射在今天的影子，也是今天投向未来的一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