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书本已经忘了大半的，只得以剩下寥寥数语写下此文。
此时最大的感受是：如果想明白一件事情的始末，就必须站在每个当事人、旁观者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得与失，考虑他们的心里变化。能在秦史上留名的人必然不是泛泛之辈，任何看似荒唐之事都有其内在的缘由。想弄清个中原委，只需从每个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推演出谁是得利者，每个人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事情的脉络也就清晰了。
秦之所以胜六国，有其偶然性、亦有其必然性。变法在春秋末年实际上是常态，而秦也并非率先扛起这面大旗的国度。最早的变法改革源于三家分晋，这些贵族的权利大多来源于分封制，为了不在重蹈老东家的遭遇，所以韩、赵、魏大力推崇郡县制和官僚体系，商鞅也是魏国相国公叔座的学生。说来可笑，秦之所以变法的效果优于他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最初是给周天子养马的，在不断与游牧民族争夺资源的过程中融合了两种文化的优势。胡服骑射都是秦人玩剩下的玩意，秦民内心并有那么多成见，每个人都本着一种非常功利的使用主义，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度才能真正的摒弃成见，推行变法。
嬴政所以能“廿六年 皇帝尽并天下诸侯 黔首大安 立号皇帝 乃召丞相壮绾法度量则不一嫌疑者 皆明壹之。”很大程度上并非他一人功绩，而是“奋六世之余烈”趋势所然罢了。在秦昭王时期，通过巍冉与白起两人一文一武，早已有天下一统之势。而秦王嬴政虽早早继承大统，但实际当权是在三十岁左右，因为他一直在等待华阳夫人死去。只有等威仪日重的老太后死去，嬴政才能真正排除昌平君等楚系势力外戚的掣肘，后来任命李信未伐楚大将罢免王翦亦是同样道理。
身居王位，最难的不是断是非，而是平衡。秦国从秦孝公到始皇帝都深谙此道。因为诸皇子上位大多是靠母系外戚集团对本国的影响，太子当上皇帝之后，母以子贵必然为了稳定局势任用外戚国的亲信，而皇子成年之后为了排除自己身边权势日重的旧臣扶植自己的势力。但这之中有个度的问题，燕王罢乐毅，赵王废廉颇都是新王当政，权戚不附时心中隐忧而平衡不善的结果。相较而言，嬴政就聪明的多了，张弛有度，才不至失序。
在我看来权利的分散与制衡是必要的，也是稳定的政治体系最重要的一环。明太祖废了丞相就出现了内阁平衡帝权，进而衍化出文官系统进一步协调帝权的强大：皇权被处处钳制，自然催生出宦官体系平衡。皇帝身居深宫，一边是从小玩到大的老太监，一边是帮天天这不对那不对的老书生，时间一长，权利自然发生偏移。在这里我并非说宦官是坏人，如若一个制度要靠道德去约束人的欲望，而又没有权利去制衡他时，出现问题往往是必然的。
皇权制度下的皇帝是非常可悲的，因为很多看起来昏庸的帝王，只是不适合这个位置而已，他们很大一部分并不坏，只是不够聪明与残忍。用道德去制衡皇权是无奈的，也是可悲的，因为当一个人坐在王座上，他所要制衡的是天下，一个人究竟要有怎样的分量才能撬动这杠杆呢？
历史有其必然性，秦之所以胜六国是因为将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组织化分工，成为了一架战争机器，任何一点的资源都被融入整个网络之中产生效能。封建社会之所以被工业社会替代本质上也是因为分工的更为细碎，而产生更大的效能，让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整体。未来社会的趋势是交流更频繁，分工更细化，发展更迅速，世界会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实这和生命之初很像，由一元到多元最后融为一个整体。
奥巴马在演讲时说：历史的弧线很长, 但其重心偏向正义的方向。这是不准确的，世界只给于那些深谙规则的人回应，无论天使还是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