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可是到现在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每天浑浑噩噩，过一天是一天。只能说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逻辑上认为可以买了，也就是认为逻辑上可以卖的，跟着逻辑走。就像最近两个星期的稀土。再次说下：必须还是要中期的关注稀土。
今天是酒后吐真言。反而觉得股票里面的稀土，还是不如虚拟货币来得更高！！！！！
最近一段时间的个人文字都是股票，是真俗了，可是无奈，想更多赚钱就是要俗那么一些。做为还是有些高级趣味的个体，最近学习吴军老师的科技史纲60讲，感触颇深，把今天看到的吴军老师访谈贴在自己的文章内，不胜荣幸，侵删。
吴军，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学士、电子工程系硕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博士。曾任谷歌资深研究员，就职期间牵头设计了Google的中日韩文搜索算法；后赴腾讯担任副总裁，执掌搜索业务数年。
作为一个横跨学界与业界的科学家，他对时代前沿的科技趋势有着敏锐判断。也很早就参与到硅谷的风险投资，成为丰元资本的创始合伙人。
然而少有人知道的是，吴博士还跨界多个领域。正如《浪潮之巅》作者简介里介绍的，他还是一个“不错的摄影爱好者，一个古典音乐迷……平时偶尔会修理园子，甚至做点木匠活，每年旅游很多次……此外是很好的红酒鉴赏家”。
他同时是一系列畅销书的作者，除了前文提到的《浪潮之巅》，还包括《数学之美》、《文明之光》、《大学之路》等。近期新书《全球科技通史》刚刚上架，从科技视角串联起整个人类历史，并对未来科技演化做出了展望。
了解历史，方能更好地理解未来。正如一位德国诗人所说，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也永远会再来。
时间平衡与管理
远川：你是如何平衡时间，把许多不同的事做得井井有条呢？
吴军：看起来我做了很多事，但实际上也有很多事没做。其实我主要还是做减法，每一个时间段基本只做1-2件事，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干好。当然也要节约时间，比如有时候我跟太太说别洗碗了，买一次性的碗用完扔掉，这样每天能省下十到二十分钟。包括有些投资，我会跟自己基金的同事说，投资额度小的项目你们自己决定，如果几个人都觉得挺好就直接投，不用再跟我讲。实际大部分人做事都挺多的，但关键在于完成多少件，不在于你开始了多少件。谁完成的多，就显得做的多。
很多人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喜欢并行处理，但是人脑实际上不适合并行处理，就像你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一旦开始一件事，就最好坚持把它完成；如果确实完不成，那就提早终止，类比投资来说就像止损。
远川：罗振宇曾在《终身学习》中提起，对你优秀的时间管理能力感到震撼。你是如何进行时间管理的呢？
吴军：可以这么说，我用整的时间去做很多人碎片时间做的事情。比如看微信这件事大家是碎片时间看，但我基本上每天就早上、下午各看一次，也许晚上睡觉前再看一眼。我不会说谁给我微信马上就回复，回的时候我一定是用计算机来回复，这样打字速度会快很多，实现了批处理。所以你给我发微信我不一定立刻回，但是我会看到的，可能过了五个小时以后回复。
实际上大家说是利用碎片时间看微信，最后所有时间都变成了碎片时间，效率也降低了。我有些事情是利用碎片时间做的，做什么呢？比如写作，很多时候就是利用碎片时间。这个经验怎么来的，我高考时有门课叫政治，高中三年，所有政治需要记忆的内容，我没花一点完整的时间。全是上学的时候，那会骑车从清华东南角骑到西北角，大概单程10到15分钟，一边骑一边看。有时候一边看同时还要想一想，理解一下。最后我政治考九十几分，所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真正的成长在走出清华之后
远川：你和清华应该是颇有渊源，从清华附中到清华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后还曾有过一段留校任教经历。能谈谈清华对于个人生涯发展产生的影响吗？
吴军：清华园是个象牙塔，所以你在校园里是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事的。给你讲一个笑话，我在清华这么多年，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要去实习，有一次去找一个计算机公司，地址好像是学院南路53号，但我竟不知道它就在马路对面，这就叫人在里头待傻了。很多人就是在清华从摇篮到坟墓的，对我来说真正成长反而是走出了清华，从接触社会开始。
我本科毕业在外面工作了两年，再回到学校时候突然理解了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你比完全待在学校里、没在外面社会上混过的老师，更懂人情世故，更会处理一些事情，虽然他们可能年纪比你大。在学校里主要还是学一些知识，做事的道理是在外面明白的。
科技是人类文明最持久的动力
远川：最新著作《全球科技通史》刚刚出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有了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念想呢？
吴军：从写《文明之光》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人类文明进步最革命性的动力，或者说最持久的动力就是科技。很多人不一定赞同，但我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宣扬这个观点。
央视有一个节目叫百家讲坛，里面讲了中国很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作用很小，因为在他们死后那些变革、影响就又消失了，最后又回到原点去。我老举一个例子，西汉末年时候中国人均生活水平是什么样子，到了改革开放前，基本上还是那个水平。就算有点提高，也提高得很少。
为什么？因为没有工业化，没有进入到工业革命。工业科技是累进的，一旦人类发现某个定理，比如说勾股定理，现在的小学生都能学会，一讲就懂。随着时间发展，基于之前的定理，又有新的定理出现，它是叠加性的进步。
今天为什么人的寿命变长了？因为医学技术提高了。现在的医学技术是在以前医学技术的基础上叠加的，今天找到任何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他都敢拍胸脯保证，自己的医术比50年前最好的医生还要好。但是没有中医敢讲这个话，因为中医把脉依靠悟性。
强调科技是一种叠加性的力量，这是我要写一部科技史的首要原因。它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能保证你获得一个可重复性的成功——别人成功你也成功了。这与练毛笔字不同，我们都学王羲之的书法，但再学也达不到他的水准。科技是只要一道题你会做了，你教给另一个人，然后他也就会做了。
用文明的力量团结人类
远川：你在《文明之光》前言中提到，自己一直有着贝多芬和罗曼·罗兰那样的信念，相信依靠文明的力量，最终人类能够团结成兄弟。能详细阐释一下这个理想吗？
吴军：我主要是大学时读了一些他们的书，那时候有一阵生病在床，读书就比较多。读书让自己看得比较透，人就摆脱了一种阴霾的心态。记得读罗曼·罗兰，他说人都很痛苦，我要找一些英雄，让英雄来陪着你们，你们就能坚强起来。所以罗曼·罗兰写了《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这著名的巨人三传。我读完后很有感触，也思考人类最终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暴力方式，所以有了那本《文明之光》。
公司与商业模式
远川：在华为的市占率只有思科四分之一时，你就指出它是思科真正的对手，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后来华为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判断，你对这家公司的现在和未来有什么看法？
吴军：华为今天的发展应该讲很不错。它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转型——从一个单纯电信公司，变成生产手机、计算机设备这样的IT公司。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型，因为电信公司是大家按照标准做事情，所以用军事化的管理特别好，这是华为过去成功的一个原因。电信公司就是有一个通讯标准，咱们都按标准来做，我做的比你好我就能卖掉。
但IT公司是要些灵感的，比如华为手机做的很漂亮，是需要灵感的。华为有两件事做得特别棒，第一是国际化，比如手机上的照相机这部分是莱卡做的，手机本身的设计是在日本做的。第二就是它坚持做自己的一些核心技术，从芯片开始做起，这是一个投入周期非常长的事情，大部分中国企业是没有耐心做的。它能够沉下心，做出高端芯片，这点很不错。
长期它最大隐患是接班人的问题。像索尼当时创始人盛田昭夫，以及后来的接班人大贺典雄，这些人都是很有见识的人，但是这两个人以后索尼整个就不行了。
远川：你觉得哪一个企业会像当年的华为那样有着大好前程？
吴军：中国新一代有很多企业会成为国际性的公司，比如小米，我后来新版的《浪潮之巅》一直在讲它不错。再比如，段永平的vivo、oppo，张一鸣的抖音等，这些新一批国内的企业，他们有比较好的国际化视野，未来都有很大希望。
将来不止一家华为。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大概是阶段平移40年，也就是说日本40年前发生的，40年后会在中国发生。那么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它的企业全面走向世界，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品牌比如松下、丰田其实都是那时候走向世界的，到80年代是日本品牌走出去的高峰。差不多40年后，就是201X—202X年左右，中国公司开始走向世界，我觉得到202X年可能会是一个高峰。
远川：你曾经提到谷歌的广告系统，Ebay的电子商务系统和戴尔的微机直销系统是像印钞机般优秀的商业模式。在今天中国的企业中，有没有哪家的商业模式特别看好呢？
吴军：阿里巴巴很好，如果政府不限制它，一定是中国最大的企业。阿里巴巴总体来讲是一个不竞争的平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自己不生产任何东西，都是你们在他平台上面生产，他不去跟你竞争，比如支付宝就是一个不竞争的平台。
腾讯这一点就不符合，虽然理论上大家都可以开发游戏放在腾讯上面运行，但是最挣钱的游戏还是腾讯自己的。他看好的游戏，就一定要自己做一款，所以腾讯自身的业务，其实在微信之后是没有太大发展的。腾讯真正的力量在于它后来投资了许多其他企业，相当于组建起一个联盟。
远川：最好的商业模式是不竞争的，是因为避免了有对手来分蛋糕导致利润率不断降低吗？
吴军：一方面是这个原因，还有就是因为不竞争，所以它相当于得道多助。就是说它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对它的帮助，算是提供一个平台，大家一起往做大蛋糕的方向去努力。但是现在因为不竞争，所以造成垄断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在美国对垄断非常防范，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出现阿里的。美国公司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的界限画得很清楚，像沃尔玛想开银行申请了多少年，这样它就可以给客户贷款，但就是不被批准。
远川：垄断也会使得消费者选择空间缩窄，比如滴滴和快滴合并，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仅有的一个选择。
吴军：是的，这是很糟糕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反垄断。你要做到两点：一是给客户一个选择；二你要允许有新的企业来进入这个行业。今天实际上再来一个第三家企业进入支付领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应该允许有新的竞争对手进这个行业。
远川：更多情形下企业不是面临做的过大导致垄断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发展就延续不了太久。你曾提过一个“基因决定命运”的论点，举例第一代移动通信的受益者摩托罗拉很难放弃其原有优势，最终错过了数字手机的新浪潮。这与最近几年一个热门词“路径依赖”所表明的道理颇为类似，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公司，最终因固守原有优势而错过新机遇的命运是否不可逆转？
吴军：对大部分公司来说确实不可避免，但是这对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很多时候，自己过去在某个领域建构起来的优势，今天是很难主动放弃的。同时世界上有很多偶然性，有些成就是偶然获得的，它不是一个可重复性的成功。运气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凡是办成事的人都说自己运气好，只有那些做不成事的人，才抱怨说我本事特别大，只是运气不好。
对运气的认识
远川：记得你在和女儿的通信中也谈论过运气，类似于长远来看运气是守恒的？
吴军：运气倒也不是说守恒，只是我认为人的运气总不会永远是坏的，那么无非是说你在背运的时候，要想到你可能会有好运，要做足准备；在好运气的时候，不要太得瑟。世界上永远不缺有好运气的人，美国那些中头彩上千万的人，都是有好运气的人，但真正生活幸福的人，和中了1000万美金的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圈子。有些人靠中头彩赚到很多钱，最后都还回去。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远川：在你女儿高中毕业面临大学选择之时，你曾陪她遍访英美名校，深入了解各个学校的气质。最终她顺利被MIT录取，你也完成了《大学之路》这本书的写作。在子女教育方面，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
吴军：第一就是中国有句话叫：“儿孙自有儿孙福”。这个很重要，不要替她去做决定。第二是陪伴是最好的教育，所以要多花一些时间陪在她身边。第三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分，也是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关键是发现她们的天分，所以一开始你不妨让她多尝试，要真是发现了一些天分，就让她最好做到极致。
对投资的认识
远川：从十年前你就开始涉足风险投资领域，后来创立了丰元资本。对于投资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吴军：大部分投资人，其实最开始一般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比如今天一些投资人原来是在公司里做高管，这是普遍的现象。
Google上市以后，我和一些关系好的同事积攒了一些经验，最早是在2007年，我们从美国募了一批钱到中国来投资。那时还不是丰元资本，我们叫中国世纪基金，方向就是科技类。
刚开始进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做风险最小的事情，所以我们选择投最后一轮，只投了五六家，投得很好，回报蛮高的。两三年我们就投完了，很快就等到有的公司上市，把钱拿回来了。再回到硅谷以后有些同事找到我，想一起做一些风险投资。我开始还在Google工作，兼职参与，后来选择离开从事全职投资。
远川：你怎么看“投资就是认知变现”这句话，能谈谈对投资一个整体的理解吗？
吴军：我个人觉得在投资中，一个人偶然性的成功不可复制。我的书《全球科技通史》中特别强调，科学跟别的不一样，它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今天很难再出一个贝多芬，但是今天随便一个搞科研的人，水平一定超过牛顿。科技以及人类经济总是发展的，这是股市增长、资本增值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在各种公司资产增值中哪些最快呢？一定不是发展稳定的公司，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它不会增长很快，一定是新的企业增长快。所以，你要在比较早的时候投资新兴企业，如果做的不差达到了行业平均水平的话，理论上你应该回报不错。
为什么很多人投资回报不好？我觉得是这些人性格不适合做投资，比如跟风、贪婪等等，你避免了这些问题，就会得到一个系统性的不错回报。
技术进步与伦理隐忧
远川：你曾在《智能时代》书中提过，未来的智能时代，真正受益于技术进步的个人可能不超过人口的2%。这是否会降低社会流动性，带来严重的阶级固化？
吴军：我觉得阶级固化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倒不用太担心。但是关键在于剩下98%的人怎么办，需要再做一次分流。在书里我也给了一个公式，就是“原有产业+新技术=新产业”，从事原有产业的人，比较早的应用新技术，就能够获得一个很大的机会。
比如造蒸汽机的就那么几个，但是用蒸汽机的人很多，他们最后都过得不错。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太过担心。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会失业，造成一些问题，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等着这些人老了，他的孩子从事新的行业，自然没这个问题了。
远川：目前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人们在兴奋地预言AI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之余，也始终心怀一丝畏惧和担心。如何看待随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出现的一些伦理问题？
吴军：它可能会给我们的伦理造成一些冲击，这确实是有。人工智能其实冲击相对还少，医学上的技术革新，尤其是基因编辑，带来的冲击更大。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要非常稳妥，不能只凭拍脑袋制定一些法律法规，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做些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