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5日，大提琴演奏家王健在上海交响乐团为上海乐迷献上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生命绝唱《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音乐会前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竞相发布了对这位世界顶尖的大提琴演奏家的访谈。访谈中，王健又一次表达了自己对勋伯格的态度，“我不能接受勋伯格之后的作品，完全不能接受、完全没有兴趣，他是把音乐引入一条死路的罪人！”
阿诺尔德·勋伯格，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他对古典音乐发展的最大贡献，是探索出了一种无调性音乐。他采用十二音技法进行创作的作品如《乐队变奏曲》、《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听感的确不是很舒服。怎么不舒服了？“音乐与绘画的关联是很大的，没有莫奈、梵高，就不会有德彪西；没有毕加索，就没有勋伯格”，不妨用王健的这句话来类比一下，亦即用看得见的毕加索绘画作品来想象勋伯格作品的聆听感受：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变形的甚至碎裂的世界，要从中寻找的美感，必须调整自己对艺术作品的审美预期，能在毕加索将人脸“劈”开平铺在画面上的作品里寻找到美。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久前上映的一部电影《暴雪将至》，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余国伟是东北一家大型国企的保卫干部，因擅长抓小偷得了个神探的外号。貌似对转正为公安局正式员工不感冒，余国伟却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得到公安局领导的认可，所以，他搜捕坏人的那根弦，时时刻刻紧绷着。有人杀了一个年轻女人又抛尸野外，这桩案件像是给余国伟添加了助燃剂，这个所谓神探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一桩：抓到凶杀案的凶手。哪怕徒弟因追捕疑是凶手而意外死亡，哪怕女友识破了他利用她抓捕凶手的居心自杀而亡，都不能动摇余国伟找到真凶的执念。杀人犯不是小偷，余国伟的能力注定了只能抓住个把小偷，这让他很抓狂，乃至疯狂，将一个他认定的嫌疑犯打死，自己因此被关进了大牢。
这是一部讲述一个卑微的个体想要挣扎出人样不成、反而节节落败的电影，加之影片的导演为了追求想要的艺术效果，几乎将整个故事都铺排在连绵不断的雨中，电影观众在一个多小时灰暗、潮湿画面的浸泡下，已极度不安，纵然余国伟打死他认定的杀人嫌犯的画面我们只看得见他青筋虬结的脸，也已经让我们觉得，《暴雪将至》将藏在社会褶皱处的一个以恶制恶的故事用如此粗粝的过程表现出来，有些难以接受。以致，刑满释放以后到处碰壁的余国伟，很难得到电影观众的谅解。有的观众甚至认为，《暴雪将至》是一部不必要拍摄的电影，因为，没有营养。讥嘲抱持这种观念的电影观众，长期浸淫在“寓教于乐”说辞里以致忘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再现生活，是容易的。可是，直面余国伟将无辜者当成杀人犯一下一下地拍打致死，对想要在虚构里享受片刻“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幻境的观众来说，是在他们疲惫的心上，又戳出一个洞来。
理智，让我给《暴雪将至》打了一个不错的分数。情感，又让我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暴雪将至》的叙事方式。那些天，我一直在想：怎么来讲述一个残暴的故事，才能将生活中的丑与恶上升至艺术的高度，并能为观众或者读者接受？
当阿乙的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就在手边时，我有些犹豫：要不要打开？
曾经在最基层的小镇当过警察的阿乙，转而成为作家后，那些为他在文坛赢得地位的小说，多半是人物的面目难看、情节的推进过程腌臜。也许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会一改其以前作品的风格变得清逸起来？我不相信。况且，书的封底这么简要介绍：……回溯了宏阳——一名曾被简单认为只是亡命之徒的文盲——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必要的诈术，成为镇上闻人的经历……
但是，阿乙的技巧在70后作家群中可称翘楚，这让我犹豫片刻后还是打开了《早上九点叫醒我》。
一页一页往下读着阿乙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我不由得想，无法接受《暴雪将至》的观众，猝然碰到这本小说，受惊指数得有多高？纵然是，不能总在遇到丑恶的社会现实时背转身去，可阿乙的这一本《早上九点叫醒我》，简直就是把小城镇的恶俗、恶心和恶霸，用宏阳的猝死勾连成了一幅群丑图，叫人难以消受。
而我，竟然手不释卷地将小说读完。这是一个一边厌嫌着阿乙笔下的宏阳、金艳、水枝们为首的恶男恶女们的为非作歹，一边欣赏着阿乙将文雅的叙事和粗鄙的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过程。
用“褫夺”而非“抢夺”，用“果腹之物”而非“一口吃的”，阿乙就这么文艺地娓娓道来，说着发生在一个叫艾湾小镇的恶形恶状。这种言辞的文雅与故事的狰狞，到了连环杀手飞眼自述的那一部分，形成了口吐莲花与杀人如麻齐飞的妙境，叫人愿意沉浸在阿乙的虚构里不想自拔。因此，无论别人怎么评价
，我认为飞眼自述的那一部分，是阿乙这本小说的顶梁柱。而让这一部分帮助《早上九点叫醒我》站立起来的根本，是阿乙非常巧妙地让一个叫宏梁的人将飞眼的故事转述给外甥。
飞眼是谁？他是宏阳的狱友。这样的身份决定了假如飞眼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读到的将是一篇暴力得犹如《暴雪将至》那样的小说。现在，阿乙安排让宏梁来讲飞眼的故事，情形就发生了质的飞跃。
宏梁又是谁？他，二十六岁，读过师范，当过老师，一本奥维德的《爱经》总是搁在腿上，书里有一封用檀香熏过的信纸或有香味的墨水写的情书。可见，与几近文盲的宏阳以及与宏阳相近的艾湾人想比，宏梁是艾湾的异类。这个艾湾的异类是这样开始转述飞眼与勾捏的故事的：“他是从大雪中来的，远远地，有节奏的，咯吱咯吱的，从田家铺走来”，文人气十足。这种气息，让宏梁的转述跳脱了艾湾人一张口就粗话连篇的恶意，一个血腥的故事因此被注入了一种奇异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我想，这就是阿乙新作的价值和意义吧。
所以，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率领柏林爱乐乐团的最后一次新年音乐会，会携手世界著名的次女高音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奉献给全世界乐迷理查·施特劳斯这样5首艺术歌曲：《奉献》、《摇篮曲》、《母亲的戏语》、《明天》和《三位来自东方的神圣国王》。歌唱家在音乐会开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5首作品都是西蒙·拉特尔为她选择的，歌里充满了爱、怀念和不舍。这5首艺术歌曲，虽不能涵盖理查·施特劳斯全部39首艺术歌曲的成就，却基本陈述了作曲家的构想，亦即用歌声吟唱爱、怀念和不舍。西蒙·拉特尔在自己将要离开柏林爱乐时为乔伊斯·迪多纳托选择这5首歌曲，固然有对与自己琴瑟和谐了15年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不舍，也有对这个时局纷乱的世界不放弃的意愿吧？
有意思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生活年代与勋伯格几乎完全重叠，就个人生活境遇而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理查·施特劳斯的个人境遇比勋伯格更糟。可他选择了深情吟唱的方式去对抗战争的残暴，可见，残暴的故事是可以用温和的方式来讲述的。去听听理查·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堂吉诃德》吧，堂吉诃德濒临死亡时，理查·施特劳斯给他的乐句，用王健的话来说，“那真是感人肺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