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张居正》书稿的时候，正是长安城的炎夏，窗外的法桐绿叶如盖，大团大团的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间倾泻下来，流光溢彩。不知名的鸟儿和蝉没完没了地聒噪着，即便我坐在二十六度恒温的空调房里，仍不免有些燥热。从第一个字开始读起来，四卷本的小说在我手里过了一遍之后，时令已是初冬。那是校园里最美丽的季节，金黄的银杏叶子在乍凉的风中抖索着叶子，蔚蓝的天空澄澈而高远。周遭的一切肃穆而宁静，特别适宜冥想和感怀。

关于张居正，我知道的其实并不多。除了历史书上寥寥数笔的万历新政和一条鞭法之外，便是大学时候读的《明朝那些事儿》。在正史野史之间游刃有余、文思泉涌的当年明月，面对张居正竟然有些失语，在描写他时犯了难。我记得明月君最后颇为无奈地采取了语焉不详的处理方式：“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然而，所谓的“复杂”究竟在何处，我却不得而知。直到读完熊召政先生的长篇小说，一个鲜活可感、有血有肉的张居正才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张居正天纵英才，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他在与高拱的斗争中占尽先机，一跃成为首辅。甫一上任，便安排京察，整顿吏治，荡涤了官场人浮于事的歪风邪气。紧接着便是进行财政改革，兴修水利工程，以雷霆手段和铁腕政策彰显除旧布新的大无畏气概，在短短的十年间把万历皇帝的江山打理得井井有条，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这是张居正的生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大人辞世不到一年，便遭到了他最得意的“学生”——万历皇帝的清算，抄家，削坟，褫夺尊号，如此惨祸，不禁让人扼腕痛恨。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让大明王朝“海清河晏，歌舞升平”的英雄人物，一直以来都不受史家待见，他们很不客气地批评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且在文人学者的笔记小说里，他也是个好色的登徒子，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称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天遂不御貂帽”。一个扶大厦于将倾的经世之才，却受到如此冷遇，不得不谓咄咄怪事。所幸，并非是众口一词。三百多年之后，同样怀着变革之心却最终铩羽而归的梁启超先生说了一句公道话：“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把张居正拔到与开国皇帝朱元璋同样的高度，也算是非同一般的赞誉了。

正是这种绝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引起了熊召政先生的浓厚兴趣。二十多年前的某个清明节，熊先生千里迢迢赶到荆州拜谒自己的乡党张居正，谁知几乎无人知道张氏为何人。最后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荒野中的一个小土丘，上面仅书“张居正之墓”五个凉薄的小字。大明第一首辅，死后光景如此凄凉，熊先生不仅悲从中来，立志要让世人记住张居正。回家之后，闭门谢客，寒暑不易，历十年而终成龙泉宝剑。

熊先生作为张居正跨时空的知音人，不惟怀着“为张居正正名”的夙愿，更多是心有戚戚的英雄惜英雄。他笔下的张居正并非道德完人，而是一个正常人，他处理政事，雷厉风行，果敢决断，为了推进土地改革，不惜得罪势豪大户。同时，张居正也有常人的欲望和贪婪，矛盾与挣扎。为了更好地掌握小皇帝行踪，不惜与宦官冯宝勾结在一起，胡自皋上任便是宫府交易的产物；他好美色，玉娘被放在香积寺中金屋藏娇，随后又有戚继光进献的波斯美女，甚至张居正最后病死可能都和纵欲过度有关；另外，他生活奢侈，回乡葬父的乘舆是三十二人抬大较；他性格褊狭专断，压制言官，钳制言论，不允许出现不同声音。或许，这些便是张居正为后人所诟病的原因。

事实上，张居正病死在任上，为国家绝对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他的功业而论，足以媲美诸葛亮。之所以没有受到与诸葛亮相同的待遇，就是因为古代以礼法治国，饿死不食嗟来之食，道义可是天大的事情，杀身取义是士大夫们普遍奉行的准则。但张居正不可能任凭自己被道德准则缚住手脚，他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态来做事。同时代的海瑞评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在熊召政先生眼里并不成立，小说最后一卷命名为“火凤凰”便是对这一定论的反拨。熊先生认为张居正不是疏于防身，而是不屑于防身，所谓成大事者断不可纠结于得失毁誉，这大概也是小说家对张居正最带感情的一种评价了。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勇者向来是无所畏惧的，既然注定要做那只不一样的羽毛，自然就担当得起历史迎面泼来的污水。

熊十力先生曾评价张居正说“汉以后二千年一人而已”，对其推崇备至。良相也好，权臣亦罢，功过自待后人评说，因为，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