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科举的时候会有一大批进士，只有第一名是状元。但是其他进士也就算是进入官场了。所以某种程度进士和状元差距不大。事实上古代的状元反而在后世名气不大，许多进士在后世的名气比进士及第的状元名气更大。

事实上科举制在隋唐完善，也只有隋唐和宋初的科举制才有诗。此后都是文章了。

唐

唐代科举考试名目繁多，大致分为三类：常科、制科和武科。常科是“常贡之科”，即常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它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科、算科、开元礼、童子科、道举、三礼、三传、史科等。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科试称制科，又称制举、特举、特科等。

关于唐代制科的科目，正如徐松在《登科记考》凡例中所记：“《困学纪闻》云：‘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玉海》亦言：‘自志烈秋霜而下，凡五十九科，自显庆至大和二年，及第者二百七十人。’今以《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云麓漫钞》诸书参考之，其设科之名无虑百数。又如曰吏职清白；曰孝弟廉让，见《孝子郭思训墓志》；曰穿杨附枝，见李邕《藏怀亮碑》；……是知科目之名遗佚者多矣。”武科则主要是选拔武将。常科、制科、武科三类中，影响最大，录取人数最多的当为常科的明经科与进士科。

唐代科举考试中所试的诗是一种格律诗，后人称之为“试律诗”或“试帖诗”。除进士科外，制科中的博学宏词科、词藻宏丽科也考“试律诗”。从诗题来看，唐代“试律诗”的题材比较广泛，能够让应试举子有想象的余地。多数诗题都是按时令而吟咏景物，使人容易描绘出具体形象，构成各种意境。

换句话说，题目里加“赋得”虽然也是一种科举诗的形式，但是赋得通常也可以作为指定题目的意思。并不限于科举。事实上科举也不是必须加个赋得。

钱起（天宝十年辛卯（751）进士科试）《湘灵鼓瑟诗》曰：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翻译一下就是，湘水的精灵很擅长敲云和弹瑟，经常听到他的声音啊。河伯那个老流氓听了歌就天天自己一个人瞎跳舞（其实是说河水天天翻腾），楚人天天听都听腻歪了。那声调太苦涩了连金属石头都觉得凄凉，清越的声音直入云霄。苍梧山都慕声而来，白芷听了那声音都开花了。水一直流过湘浦，那股悲戚的声音像风一样刮过洞庭湖。然后听不见声了，咦没人啊，只有江岸上的山还是绿的……(译者注：我觉得好无聊啊。这还算好的。还有咏碗的啦，说肉的啦……）

为什么无聊呢？因为这种诗都是规定题目的，所谓带着镣铐跳舞。

相反，很多人进士及第以后写的诗倒是很有意思。比如孟郊的“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孟郊46岁才中进士，激动啊。

而且没考中的人做的诗也很好啊。比如张继那千古流传的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就是因为张继落榜了啊。。。

从这里可以看出，诗词就是在写负能量……

宋

宋代的科举基本上和唐代一样。仍然是常科、制科和武科。宋代的科举取士程序在承袭隋唐的基础上，为了削弱世家大族对科考的影响，进一步笼络文人士子，进而废除铨选制，设立殿试制，并形成了为明清所沿用的发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

王安石变法前，科举还考诗文。为了迎合这种考试要求，当时的考生只注重追求文学创作，对现实政治漠不关心，缺乏实际的行政管理能力，没有经世之才。这样的人也能当官？闹呢？

然后王安石就只留了进士科，只考经义，别的全取缔。王安石失败了，这个措施却留下来了。

苏辙（我觉得苏辙的文章至今仍然有借鉴意义，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其为气也……之间》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是何气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气。气者，心之发而已。

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斗焉，以忘其身，是亦气也。方其斗也，不知其身之为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祸福之可畏也，然而是气之不养者也。

不养之气横行于中，则无所不为而不自知。于是有进而为勇，有退而为怯。

其进而为勇也，非吾欲勇也，不养之气盛而莫禁也；其退而为怯也，非吾欲怯也，不养之气衰而不敢也。

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气三变之。故孟子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

夫志意既修，志盛夺气，则气无能为，而惟志之从；志意不修，气盛夺志，则志无能为，而惟气之听。

故气易致也，而难在于养心。

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而告子先我不动心。”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何谓也，告子以为有人于此，不得之于其言，勿复求其有此心。不得之于其心，勿复求其有此气。夫言之不然而心则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气则然者也。故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由是言之，气者心之使也。心所欲为，则其气勃然而应之；心所不欲，而强为之，则其气索然而不应。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后有是气。故君子养其义心以致其气，使气与心相狎而不相难，然后临事而其气不屈。故曰：“志至焉，气次焉。”志之所至，而气从之之谓也。

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临天下，言未发而众先喻，功未见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势与之者，以有是气而已。

故曰：“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养志以致气，盛气以充体，体充而物莫敢逆，然后其气塞于天地矣。

翻译：听说你善于养猫。我善于养气，而且是浩然之气。气这个东西，又大又硬，养一养也没坏处，因为到处都是啊。这是啥气呢？谁都气。气是从内心里生发出来哒。

那些在大街上走的人，某一天突然生气然后打架，把自己都忘了，光想着打架了。这就是气。

元（元代16次科举30多个状元，但是没啥名人啊。。）

明

从这开始就是八股了。在此，谨以启功先生的《说八股》、张中行先生的《说八股补微》、金克木先生的《八股新论》合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的一书为大体，摘录其要整理一下。

“八股”二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滥调子”的代称。启功先生说曾遇到用这二字为贬义词的人，有的竟不知它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更不说八股为什么那么坏的理由。我很久前在网上寻师访友时，便曾遇到一位误认为文言文就是八股的朋友。

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中加上些繁琐而苛刻的要求。由积弊而引起了这种文体的不适，以致为时人、后人所不耻，不但它本身不必负责任，还可以说八股实在冤了。

八股文也确确实实为更多的仁人志士们提供了一种牢固不移的奋斗方向。这种由于八股文的老套和死板而来的“安心感”使得无论身处多偏僻的山区的考生也能泰然在家读书备考，而不用担心自己到底错过了多少那些京城子弟们所知道的重大考试信息。同时它也为批阅这成千上万文章的阅卷老师提供了明确的评分标准，也节约了时间和精力。这一切使得科举考试更加公平和公正。只有在适当妥协的前提下其他一切包括改进和完善才成为了可能，而八股文，就是这样一种统治者于全体的整体性发展和个体的单个性发展中选择的妥协方式

王守仁（就是阳明先生号称明朝最伟大的人，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甲进士第七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圣人于心之有主者，而决其心德之能全焉。（破题）

夫志士仁人皆有心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惭于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此夫子为天下之无志而不仁者慨也。（承题）

故言此而示之，若曰：天下之事变无常，而生死之所系甚大。固有临难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见危授命，而杀身以成仁者焉，此正是非之所由决，而恒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于志士仁人乎！（起讲）

夫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闹；

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贞天下之大节。（起二股）

是二人者，固皆事变之所不能惊，而利害之所不能夺，其死与生，有不足累者也。（过接）

是以其祸患之方殷，固有可避难而求全者矣，然临难自免则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为，而被有所不屑也；

变故之偶值，固有可以侥幸而图存者矣，然存非顺事则吾生以全，而吾仁以丧，是悖德者之事，而彼有所不为也。（中二股）

彼之所为者惟以理，欲无并立之机，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贞者，虽至死而靡憾；

心迹无两全之势，而捐躯赴难，以善天下之道者，虽灭身而无悔。（后二股）

当国家倾覆之余，则致身以驯过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趋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辞焉，盖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将效死以为之，而存亡由之不计矣；

值颠沛流离之余，则舍身以贻没宁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当之而不慑，视之而如归焉，盖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将委身以从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束二股）

是其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仁之计者，固志士之勇为，而亦仁人之优为也。视诸逡巡畏缩，而苟全于一时者，诚何如哉？以存心为生，而以存身为累，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决也，视诸回护隐伏，而觊觎于不死者，又何如哉？是知观志士之所为，而天下之无志者可以愧矣；观仁人之所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

清

题目：《汝得人焉尔乎？》

作者：翁方纲

中比：

“以宰一邑者，宏奖风流，非不有才俊之流，供给于期会薄出之顷，然而此人也，而不可言得也。夫言事而析秋毫，论政而致日昃，邑庭非不赖此人，而仰承风旨，而鬻权力者，即伏其中矣，我所悬而需者何等，而猥漫以尝乎？则夫特出于风议声称之余者，所当别具心目也。

以宰一邑者，优游清暇，亦不乏投契之士，赏识于樽酒文字之间，然而此得也，而非必其人也。夫出言而寤肺腑，握手而相征逐，邑庭亦安用此人，而习乘颜色，而近比昵者，即弃于前矣，我所殷相待者何等，而猥贸以充也？则夫独关于士习民风之大者，所当微寄精神也。”

后比：

“而汝也，自从游洙泗之时，泽身文学，久不欲以龌龊委琐之习，杂其芳情，则作吏以来，任有攸属矣。声气非吾事，揄扬非吾心，直以交道有神，取夙昔服古之衷，而结象于一方之秋水，其与夫为吏而艳称有人者，异日谈也。

况莅事兹土而后，化着弦歌，久不愿与喧嚣驰鹜之场，乱我心曲，则观政之具，责有攸归矣。鸡犬可以恬，风草可以偃，惟是知人不易，从政化廓除之后，而决德于数顾之蓬庐，其可以副望而永式此邦者，今日事也。”

纪晓岚评云：“此于圣人言下之意，固是应有。非比故意钩探下文。故是大家举止，时手无由梦见也。”

粱章钜云：“翁覃溪师作诗古文，皆以盘空硬语制胜。而作八股文，独细意熨贴，含毫邀然。”

按此题出自《论语·雍也》篇。原章句云：“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经。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这是《论语》中有关用人和公私分明的准则的著名篇章。朱注云：

“武城，鲁下邑。澹台姓，灭明名，字子羽。径，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饮射、读法之类。不由径，则私可见矣。”

这段话对于现在社会上走捷径，走后门、拉关系等等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翁方纲是乾隆进士，大兴人，按即北京当地人。号覃溪。是清代极著名的金石学家，清代著名古碑拓片均有其题跋，书法由颜鲁公变出，号“金石体”，对清代后期书法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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