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名为《【提醒】年轻人，警惕啊！艾滋病正借社交软件潜入高校》的文章。
文章中描述了几名大学生使用男同社交软件“约人”后感染艾滋病的事例，同时列举出一系列数据如：‘武汉市卫计委数据显示，近5年武汉新报告病例中98.6%是通过性途径感染，其中男男同性性途径占65.4%。’，以及‘新报告青年学生病例占全部青年病例的比例持续超过30%，其中男性占比高达99.2%，经男男同性性途径传播占比高达91.3%’。
然后借专家之口得出结论，男同社交软件的兴起是艾滋病打破高校“围墙”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运行其上的社交软件更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抢占同志用户高地，比如我们熟悉的“不撸帝”、“接客帝”等等。技术的进步推动着人际交往载体的变换更迭，然隐藏于工具背后的人性欲望以及群体归属的需求一直都在。
不管有没有这些社交软件，它们都在；不管同志们是不是在公园、酒吧、论坛，这些不能通过正当渠道公开表达的欲望和需求一直都在。
这些社交软件只是一扇门、一个平台，实际上与连接两岸的一座桥没什么不同。只不过这座桥从前是一座独木桥，如今却是一座宏伟的跨海大桥。桥建好了、路宽敞了，车辆通行率自然上涨了。
我们不否认，社交软件是“助推”高校HIV感染率上升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就算没有社交软件的存在，那些想“约人”的同志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方式Say Hi、相互说着Aloha。
问题在于源头，问题在于疏通，问题不在于堵。
笔者在杭州生活了将近十年，有幸窥见了杭州同志社群社交变迁的一斑。
位于杭州城北有一座公园叫“某园”，很普通的一座公园，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横跨两个主干道，往日里行走于里面的都是周边的住户。每每暮霭降临，大约在大爷大妈们广场舞散尽的9点之后，出入其中的可能是一个个形单影只的男生，或者是三三两两的成群结伴的人们。奇怪的是这些人们并不是过路的——他们一圈又一圈的在园子里游荡。
暗黑的夜色以及郁郁葱葱的园林树植，为这些寻觅猎物的“猎人们”提供了最好的“隐形斗篷”。有的闲坐在长凳上心不在焉地看着手机，有的明明已经路过你一大段距离后还要回头好好打量一番。
最热闹的时候，11点钟，浩浩荡荡的一大波人游走在园子里的各种岔路上，正时针、逆时针的摩肩接踵、回眸、驻足、确认眼神，那场面活脱脱一个“子夜游园记”。
这种盛大的场面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的园子早已重建，到处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摄像探头以及“警示标语“。再路过时，园子门庭处是一个矗立的流动借书亭，里面装满许多油腻的鸡汤。
如果你曾经是园子的观光客，那么你也一定是“某池”曾经的观众。
尤其怀念当年风华正茂的“水仙花”一口自信洒脱的英文对口主持，不知如今的你是否已能飙出地道的伦敦音？
欣慰的是，半埋在西湖湖畔的“某吧”，每当华灯初上时，依然有人唱起一曲情深满满的渡情。
Ai~跑题！扣分！（硬转）~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些社交软件，在茫茫人海中铸造了一方孤岛，让那些游离在主流感情价值观之外的同志们，有一小块栖身之地。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社交软件提高了HIV感染的几率，同时它使得我们的情感暂时得以疏通、心灵得以暂时慰藉。
倘若假如某一天，我们可以在大街上、公园里、餐厅、湖边正正常常普普通通的像异性恋一样——牵手、对视、说爱，而不必承载背后异样的目光和惊叹的哗声，那么，今天就根本不必去谈论社交软件是否应该实名注册与犯罪追踪。
工具是中性的，工具是人创造和使用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降价的Apple、对标纸媒的新媒体、还有月亮背面的“玉兔”，它们何错之有或者说它们何德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