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真的渴望
在家她是好女儿,在校她是好学生,甚至她的样貌都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一切都是淡淡的,她像一款没有款式的牙膏,她是个好人,她的家人也都是好人。
她读了大学,成为了英文助教,可从家里到学校,从家人到学生,她始终是被看不起的那个。这样耀眼的学历抵不过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也逃不过女性被物化的命运,而这些虚伪的好人从未给予过她真正的尊重,可好人总比真人多。
文中提到吴翠远的两次脸红,一次是批改学生作业时,满篇的下流词汇抨击着都市的罪恶,她却给了他“A”,细想给他“A”的原因时,她脸红了,给“A”的原因是这个学生毫无忌惮地向她诉说自己的不满,“他把她看作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把她当作心腹”,这让她感到被尊重,被公平对待,她看到了字里行间流露的真。
第二次脸红是与吕宗桢一同向外张望,面庞异常接近时。同样,她是被面前这个男人谈吐,行为中流露的真所打动。他说着些俏皮话,不大诚实,也不大聪明,在吴翠远眼中,他已然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一板一眼的好人。所以她愿意扮演一个倾听者,甚至愿意和他谈婚论嫁,那是对真的渴望,是对父权社会的反抗。
二.一个不尽情理的梦
故事的开始,电铃的“玲玲”声一点一点连成虚线,隔断了时间与空间。电车停了,封锁开始,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人人都变得自然了起来,公事房的人在谈讲,中年夫妇在对话,医学生拿起笔开始绘画……
这样的氛围里,吕宗桢看到了自己的表侄,他不得不躲开他,所以坐到了吴翠远的对面,迫不得已地开始了搭讪,一切层层递进。吕宗桢说了几句俏皮话,这样的谈吐是与他的装扮不符的, “他搁在报纸包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这样的反差,这样的真恰恰触动了吴翠远,她感到炽热,感到快乐,所以她努力迎合着这个需要包容,思想简单的男人。
他继续讲他的学校,吐槽他的太太……有一个细节是他摘下了眼镜,吴翠远看来“这就似当众脱衣服似的,不成体统”,这是偏离了好人的轨道的,可这是真人的行为。
当两人一同向外张望时,吴翠远红了脸,这是因眼前人的羞涩,更是对冲破桎梏强烈渴望的表现,她想和他结婚,因为他没钱还有太太,因为他是一个真人,她不愿在好人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她要当真人,她憎恶那些好人,她要气气他们,她不甘于嫁给一个有钱的好人,她不甘于被订好的命运--依附男人实现自我价值。
可随着电铃的第二次响起,连成一条虚线,切断空间与时间。一切都回归到了正常的轨道,吕宗桢回到了原本的座位,封锁期间的一切都如同没有发生。所有的真人都变成的好人,吴翠远明白了,这是城市打了个盹,做了一个不尽情理的梦。
她的反抗以失败告终,她又回到了满是好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