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的成年人，在城市的富足和丰盈中生活了几十年后，忽然对少年时农村的贫穷和匮乏、单纯与满足产生了一种梦想穿越回去的贪念。
那个时候，在公社（现在称镇）中学上学，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满脑子都是母亲做的橙黄的玉米饼子，如果能赶上吃一顿白面馒头，那就像过年一样了。
能吃上肉，那是世间最幸福的事，但仅限于春节。大年二十九，父亲和母亲把灶用柴禾烧得通红，满锅的肉的香味溢出来，馋的我们直流口水，母亲用笊篱把带肉的大骨头捞出来，笑盈盈的喊我们：“快去吃吧”。我们兄妹四个便狼吞虎咽起来。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生活还算过的去的。毕竟我爸爸是个工人，拿着每月三十八块七毛四的工资，加上母亲务农的“工分”勉强维持着我们姐妹四个和爷爷奶奶的生活。说到工分，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在1984年农村土地实行联产承包以前，农村的组织结构是大队—小队制，我们家属于第一小队。母亲出工一天挣8分，我们兄妹四个，小的还没上学，大的刚上初中，没有挣工分的能力，但由于农村资源（主要是粮食和蔬菜）按人口分配，母亲一人挣的工分不足以承担我们兄妹（还没有挣工分的能力）所分配的资源（粮食和蔬菜），所以我们家每年都要上交集体一部分钱（俗名叫“缺粮”），大概有九十多块钱，几乎是父亲两个半月的工资。
我至今清晰的记得，大概是1984年吧，土地实行分包以后第一年，我们一家光小麦就收了几十袋，小麦堆成了小山，大概有几千斤吧，我至今清晰的记得母亲长时间挂在脸上的笑容。
考上县高中去学校报道，是母亲用自行车送我过去的，母亲心里应该非常高兴吧，因为我是那一年我们村三十多个同龄孩子中唯一考上县重点高中的，而且还考了乡中学第一名。母亲和县高中的很多老师都很熟悉，很多是她的老师和同学。母亲当年上中学的时候一直是学生干部，担任过校团委书记，她的同班同学很多后来都担任了市委和企业领导。当时因为家里条件差，姥爷早就不在了，大姨很早就出嫁，母亲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母亲原本可以上高中考大学的，结果只能上了一个保送的师范，为的是学习补助高一点。
母亲直到我出生依然在教学。随着弟弟妹妹的出生，母亲很难一边教学一边照顾我们，兼之那时候的教师工资很低，所以后来母亲就不在做老师了。
想想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但贫乏的物质生活，却激起了我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那个年代的天空是蓝的，水是甜的，人心是善的；在布满焦虑的现时代，也许只有在精神上回到起点，才能踏上正确的人生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