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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黎黎

史良

民国多传奇人物，其中不得不说的一位就是新中国的首任女部长史良。

她不同于同时期民国其他众多才女，因为过人的诗词文赋和美丽的相貌而被众人追捧。相比柔弱的女娇娥，她更像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奔走付出，为妇女们的权益呐喊，为司法的完善鞠躬尽瘁。

对于史良，可能大家会更加熟悉“爱国七君子”，他们都是爱国会的领导，为了抗日爱国被蒋介石抓捕入狱。七人分别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和史良，而史良是其中唯一一位女性。

1900年，史良出生于常州城的一个大家族。史家家学渊源，是真正的书香门第，是当地的八大家族之一。

史良的祖父和外祖父皆是进士出身，不过传到她父亲这一代，家族已经家道中落。

万幸的是，家中经济虽不富裕，穷书生父亲却没有穷了兄妹8人的教育。史良自小就听父母给她讲述那些救国救民的英雄故事，其中不乏一些女中豪杰，深受他们的民族节气和爱国精神的影响，对于她日后的行为思想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因为家中子女众多，又穷困潦倒，连二姐、三姐与七妹因为无钱看病都陆续不幸夭折，更别说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学堂读书了。

史良故居

史家父母不得已只能让年长的孩子先上学，年幼如史良等小一点的就在家中由父母教导四书五经。

在史良7岁那年，母亲想要将她许配给一位姓刘的富裕之家，小小的史良便已经懂得读书才是自己未来的正确之路，于是以绝食来抗争这场婚姻。

史家父母本就是读书明礼之人，为史良订婚其实是家中穷困的无奈之举，见女儿反抗如斯，于是只能作罢。

而此次的抗争胜利，却让史良抓到了自己掌握命运的甜头，让她懂得女人也可以有勇气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此后，史良更加努力读书，虽然不能跟大姐一起到学堂，但是她捡着父亲的诗文史记也看得津津有味，无形中滋长了她自立自强、奋斗不息的精神。

青年时期的史良（前排右一）与家人合影

史良13岁才到学堂读书，她说这一切都要感恩她的大姐。在姐姐史群毕业参加工作后，将工资都用于补贴家用，在她的支持下，史良有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史良后来回忆说道：“我是不能忘怀，我亲爱的大姊，如何在小的时候，特别是中学时代，帮助我父母，给我们求学，以致有今天。我唯一亲爱的大姊，她的一种仁慈、和蔼、朴实、诚恳的态度，永远是我坚强愉快的动力”

从某种角度讲，没有史良大姐的支持，史良就无法读书，无法接触更加广阔的世界，无法增长见识，也可能无法成长为后来中国的第一任女部长。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史良比任何人都要珍惜：“我在所有的求学时光真可以说是一个死用功读书的学生了，那股用功劲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只有书本书本，其余的什么也不留意。我有整整十四年没有间断过一天日记，那上面有我详细的用功经过。”

史良入学晚，比同学们年纪都要大，再加上自小就见识了人情冷暖，思想上也更成熟一些，比较有自己的主见。

一次，因为对一位不学无术的教员尤其不满，史良带领同学们闹了一次学潮，虽然被学校记过，但是这也能算得上史良领导天赋的早期表现了。

而她看不惯不公之事，喜欢维护正义，保护弱小的天性和性格也为她以后选择法律学校，做一名优秀的律师埋下了伏笔。

五四运动爆发后，史良这样古道热肠的性格自然也会参与到声援学生运动的行动中。作为学生会会长，史良联合其他学校的学生群体，成立了全县学生联合会，而且她还担任这个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兼学联评议部主任，组织、带领同学们到工厂、乡下等地宣传群众抵制日货，参与到人人爱国的行为中。

史良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这也让她在这些不安中有了更清醒的认知。在中学年代一次又一次的闹学潮中，史良认识到了中国依旧是一个缺乏法律，需要法律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国家，所以在友人的资助下能够到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时，她很快就从政治专业转到了法律专业。

后来，因为不满上海法政大学管理的混乱，史良和一百多名学生组成护校团，代表学生们前去和校长讲理，维护这个学校所有学子的利益。

可校方哪会理会一群学生的诉求，半带安抚半带威胁的敷衍他们了几句，便不再理会。

好在他们的诉求得到了社会的关注，那时，司法界著名人士董康刚好成立了上海法科大学，在史良带领百多名同学脱离上海法政大学时，上海法科大学向他们展开了怀抱。

而这一次的重新转校，给史良今后的律师生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因为校长董康赏识史良的胆识和专业素养，邀请她加盟自己的律所。

董康是中国法制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栽培和史良自身的努力下，毕业后的史良很快便在律师界闯下了一片天地。

史良是一个敢拼敢斗的女子，尽管在恩师的提携下才有了今天的自己，可她的野心远不是只做一个打官司的律师那么简单。

她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只有一切话语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她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史良参加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游行，遭到军警毒打受伤

1932年，史良离开了董康，带着一身孤勇，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律所。而这一次的离开，急流勇退的史良也幸运的保全了自己的节操。

以前的史良和恩师董康就因为在价值观上的不同而生出过不少摩擦，令她没想到的是，在抗战爆发后，董康竟接受了日本侵略者的邀请，在伪华北政府担任要职，后更是一条道走到黑，担任汪伪政府委员。

抗战胜利后，董康以汉奸罪被逮捕，1947年便因病而亡。师生俩本是法界翘楚，却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走向了互相对立的阵营，如此结局也是让人唏嘘。

有人曾庆幸史良离开了董康，才免遭此难，可依照史良的心性，就算她没能及时的离开董康，在董康投靠日本人，成为卖国贼汉奸的那一刻，她也是绝对不会再留恋昔日恩师了，离开是早晚的事情。

史良就如一个斗士，她身体里每一处都充斥着爱国者的热血，她势必是要为中国的独立而战的。

她曾借助自己律所的力量营救了很多抗日救亡的仁人志士，一日也不曾停止过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努力。

甚至为了推动抗日救亡的步伐，她曾和沙千里等人作为救国会代表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被逮捕入狱，这便是闻名青史的“七君子事件”。

出狱时的“七君子”，左二为史良

在我党的极力要求下，史良等七君子才被释放。出狱后，史良与我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建国后，更是担任了我国首任司法部长，为我国的法制建设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在当律师的时候，史良办理过不少妇女的案件，她发现在婚姻中，妇女们依旧受封建思想的迫害，在家庭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

她明白，只有保障了妇女的权利，让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了，国家和社会才能得到完全的进步。

依据自己以往经手的大量婚姻和妇女类案例，在编撰《婚姻法》的时候，史良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极大的促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成立和实施。

可以说，史良是解放妇女、废除小妾制度，保障妇女在婚姻中权益的不二功臣，连毛泽东也称赞她是女中豪杰。

如此一位独立的新时代女性，能够站出来为广大女同胞发声，与她在婚姻中有着足够的底气不无关系。

史良曾经同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大才子罗隆基有过一段短暂的露水姻缘，不过这段感情最终因为罗隆基的出轨而宣告结束。

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史良的真爱不久便出现了，他就是史良此生唯一的丈夫陆殿栋。

史良和丈夫陆殿栋

史良和陆殿栋是在营救政治犯时相识的，当时陆殿栋哈佛毕业回国，在法租界担任翻译，史良在办案途中，一来二去便与这个她常常调侃“弟弟”的人生出了情愫。

陆殿栋比史良小7岁，确实算得上史良的弟弟，不过爱情来临的时候，年龄不是问题，就算被人嘲笑老牛吃嫩草，史良依旧和陆殿栋如神仙眷侣一般快乐生活在一起。

两人不仅是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工作上的最佳拍档，因为陆殿栋在法租界担任翻译的便利，常常把自己得到的内部消息告诉史良，在两人的配合下，营救了不少进步人士。

史良对于这个“弟弟”爱人是一百个满意，不仅觉得他风度翩翩，长相俊朗，优雅浪漫，还同她志趣相投，有聊不完的话题，干不完的趣事。

史良和宋庆龄

陆殿栋虽然比史良小很多，但是对待自己的妻子却从来都是呵护备至，连坐车出差，他都要给史良的卧铺用单独的帐子给围起来，只为让她能在途中得到更好的休息。

丈夫对自己好，史良也明白，有一次苏联与史良一起乘船，专家们请求和史良合影，可是史良却拒绝道：“不行。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一个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一个给予全心全意的尊重，虽然在这段婚姻中，女强男弱，但是他们却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相守到了白头。

据史良的养女史小红回忆，陆殿栋和史良婚后的每个星期都会花费7元去西餐厅用餐，非常浪漫。

史良夫妇和养子养女合影

1976年，因为悼念周恩来逝世，陆殿栋伤心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

看着自己此生最爱的人在自己的面前离自己而去，史良心痛不已，但是她又安慰自己，至少这样的痛是她来感受，而不是自己先去后留下陆殿栋一个人孤单生活。

在陆殿栋去世后，史良孤独寂寞的生活了9年，最终在1985年9月6日零时33分也离开了人世，去寻找在黄泉路上等待她的小丈夫。

史良和邓小平

史良的养女史小红曾经这样评价史良：“我们知道宋庆龄，我们知道邓颖超，但我们不知道史良，她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是名人之妻，她是她自己，她所得所成皆是自我奋斗而来。”

确实，上天未曾馈赠史良良好的家世和伟大的丈夫，她的一切都是依靠自己的拼搏和奋斗从乱世的泥土刨出来的。

她唯一可以凭仗的不过是自己的一腔孤勇，狼狈的在荆棘中寻找微弱的阳光，然后迎风而立，坚韧的肆意生长，走出史良式的特色女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