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时兴取昵称，我还是老派，称之为笔名，尽管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凝鹃”，是我第一次用的笔名，也是我第一次将心灵深处的笔名用上。
那是在46年前，我还在江苏上海农场川东分场。初到农场，参加了一次“小记者”学习班，可能自己的成绩还可以，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经常被分场政工组叫去，帮他们写简报，写总结，甚至写军代表的发言稿。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下放干部，他叫詹景春，大家都称呼他老詹。
老詹四十开外，有点发福的倾向。胖胖的脸上始终露着微笑。听说，下放前，他在市委搞宣传工作，文字功底深厚，所以被安排在政工组协助工作。我到分场写东西，接受他的直接指导。
1968年11月，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被分配到黄海之滨的上海劳改农场，在经历迷茫、彷徨、挣扎后，还是要面对现实，还是必须在广阔天地间自强不息地生存，成长。期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知识青年。在老詹的指导下，我在完成必须写的讲话稿，总结，简报的同时，采访，收集到很多知青的感人故事。她们单纯，努力，刻苦，确实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后来，我参与总场政工组组织的写作小组，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我至今还记得其中几个代表人物，如加工厂的李莲娣；川东分场的昂金莲、卫三妹；元华分场的郑慧慧……
一次我又碰到了老詹。只见他笑嘻嘻地跟我说：“小张，给你取个笔名好吗？”我一听，马上答应说：“好啊！”
“凝鹃”二字从老詹的口中脱口而出。听到这个与我名字谐音的笔名，我突然间冷静下来，没有吭声。
其实在听到“凝鹃”二字的一刹那，我思想及其庞杂。我首先想到“啼血杜鹃”这个成语。悲惨的典故，结合中断学业的现状，已经够惨了，还要“凝”结或者“凝”住，不惨上加惨了。
我也想起有关自己名字的故事：在那个疯狂时期，出现过一阵改名字的疯狂浪潮，我也差点落入从众之俗，想改个革命化的名字。祖母听说我想改名，真是着了急，跟我说：你的名字千万不能改，尤其是含有金字旁的“银”字。
原来，我有个哥哥，不幸夭折。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孩的家里，期盼生个男孩的愿望是及其强烈的，可是母亲又生了个女孩。家中除了我的啼哭外，没了其他声音。父亲连替我取名的事也忘了。
是祖母悄悄拿着我的生辰八字，给我算了个命。这一算，除了让我的名字中带有金字，还提升了我在家的地位----父亲特意去买了本黄历，让我当枕头。现在想想简直不可思议，这么高，这么硬的书，让我睡？难怪我的颈椎从小就经常不舒服。听祖母这么一说，我彻底打消了改名的念头。
老詹见我没有吭声，也就结束了这个话题。
我没有用这个笔名，不仅仅是我的原因，也还有当时的氛围。但老詹对我的教导与期望我铭记于心。
1970年深秋的一天，队里又通知我上分场。我借了队里的公用自行车，骑车7公里路，来到场部，。只见老詹在大门口招呼我。与往常一样，进办公室我等他布置任务。没想到老詹告诉我，场部要调我去学校接替陈苏东（她被推荐上大学）的工作，教英语。我一听，喜急交加，喜的是能离开九队当教师，急的是我学的是俄语，教不了英语。当老詹得知我不会英语时，沉思片刻，对我说：你在队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是离开好。只要组织部门没有问你外语的事，你就别说。现在学校缺教师，你去那里，其他什么课也能教，只是要继续多读书。听他这么一说，我心中的委屈顿时化作泪水，涌入眼眶，我强忍住不让它流下。
到了组织部，当时的负责人，一点也没有问我什么，只是像训斥牛鬼蛇神一样，教训了我一阵。我知道那是程式，她也不过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
就这样，我调离了九队。以后，我没有机会聆听老詹的指教，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但老詹替我取的笔名，一直铭刻心中，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