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找到记者的这份工作之前，作为一个自费的留学生，一直还徘徊在回国与留下的纠结之中。
在餐馆做过几次短期的工作，美其名曰为：“出国留学，体验餐馆洗碗的经验是一种必须”。实则是，为了生活所迫，不得不在攻读博士的同时，晚间或周末在餐馆里洗碗、跑堂和二厨。
学历高拉不下脸去做某事，其实不过是生活还没有给你足够的压力。在国内高校看到，很多知识分子自诩清高，还不是为了官方提供的某个课题，挤破头去争取那微薄的资助金。
几乎在预订了回国的机票后，看到了某报社的招聘启示。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在西班牙和巴塞罗那有多少华人，他们都在干什么，竟然还有华文媒体。
与国内周边接触到的人不同，海外华人五花八门。在国内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周边的朋友中，很少遇到没拿到本科学位的人。倒不是对大专、中专或者其他没上过大学的人有歧视，而是遇到的人使然。
除了学历层次上的差异，还以为那些在西班牙的华人中，不会使用西班牙语的，至少会用英语和外国人交谈吧。然而，还是我错了，这些人中，不会说西班牙语不少，英语更是一句也不会，甚至有些连简体中文也不认识，还有不会说普通话的人。
在所有从事的工作中，也是五花八门，有从事性工作行业的，据说还有黑社会。黑社会？是的，这点我也不敢想象，直到因为一次事件，出现了火拼致死的新闻后，才真正确信。
所有这些，都是在作为记者，接触了更多的华人之后，才了解到的。
接到该报社总编的电话，我有些激动，对方在电话里的激动我也听得出来。毕竟历史学博士的名头，还是能够吸引一些爱才之人。直到现在，我对该主编的知遇之恩还铭记在怀，即便是他后来变得更加势力和爱财。
总编答应我在回国回来之后履任。那个新年就过得出奇的开心，能吃到所有日思夜想的美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对未来有了些许期盼。
在吃得圆滚滚地回来之后，正式上任，从此成为了一名海外华文媒体的记者。还记得大学毕业那年，拿着剩余的钱，买了一张飞往北京的机票，前往本科读经济学时，最喜爱的媒体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去面试。
至今，我还保留着刘洲伟给我的那张名片，得知我来自海南时，便询问我为何不去广州的总部去。于是又坐上了北京至广州的火车，来到语言不通，毫无熟悉感的广州。
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工作，回到三亚做了一个无聊的银行柜员，而这次机会的错失，成为了我日后很久的遗憾。
所以，再次能够有机会当一个记者，虽然报纸的名气远不如《21世纪经济报道》，虽然海外记者与国内记者有着莫大的不同，工作环境、媒体气氛、政策背景等等都是不一样的。但对于我来说，确实圆了多年的遗憾。
作为一名海外媒体的记者，从没有给自己扣上“无冕之王”的桂冠，这样的桂冠激励着不少人去追求真相，也同样有很多无良的记者以这样的桂冠为由，行着苟且钻营之事。记者的桂冠不是因为这个行业给某个记者带上的，而是这个记者以新闻理想为追求，辛苦地赢得而来的。
刚入行，有自己报社的前任，以及其他华文媒体的老记者们，给予了不少帮助，这点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但也有人倚老卖老地警告你，有人就说“作为一个6年的记者，我提醒你……”，我对待这样人则挤兑回去，“如果我6年还是个记者，我干脆就不做了！”
报社巴塞罗那这边的负责人，是一位浙江某地的餐馆老板，因为总编的青睐，他对我也是关爱有加。此人高中毕业，倒是比大多数他的同乡文化要高些，那些人中有小学没读完的，还有初中辍学的，也难怪他常常自诩，“我在他们之中，算是个知识分子。”
我唯唯诺诺的点头回应，心里想着“知识分子”一词，算是被他毁了，幸好我自己还从未自诩过“知识分子”。
但他给我的启示还是满多的，刚工作不久就认真地警告我，“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记者只是个平台而已。”
对此我深以为然，作为一个餐馆老板来说，他是绝不可能在巴塞罗那云云众多的餐馆老板中脱颖而出的，而作为报社的一个老板，哪怕是副社长，还是什么常务副社长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地位。
由此，你也可以理解，那些在海外赚了点钱的华人，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国内的一个，哪怕是挂名的政治职务。据说有个中了彩票头奖的华人，就千方百计地去购买国内某个县级市里的挂名政治职务。
巴塞罗那的总领事馆每年会开好些次招待会，有次专门是当地的华文媒体的，我作为报社的代表与这位“常务副社长”的餐馆老板就一同出席，既然他参加，会上也就没有我发言的份。
关于海外媒体的问题，总领事比较感兴趣了解一线记者的看法，这位“常务副社长”就代表我社讲话，三句话之后就露出了自己的本行，听他说到，“做报纸，就像是做餐馆。我们餐馆里的员工很少有短期工……”
此时的我，就想把自己的脸深深地埋入到面前的汤里。总领事大概也是见怪不怪了，呵呵大笑之后，恭维了我们这位社长，“你说的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