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若干年后，在儿子的记忆中，春节一千多公里的回湘路，要么是一张车票，夕发朝至，上车时还在燕赵大地，一觉醒来已处鱼米之乡；要么是一张机票，飞机一起一落，空间须臾转换，南北两重天。而我在儿子这么大时，每次过年回老家，早上出门时，天色尚未明，晚上进门时，暮霭已沉沉。不到三百公里的旅程，舟车交替，忙碌、嘈杂、拥挤、疲惫、焦躁，还有迫不及待的幸福。
生养了我的大型兵工厂，曾经辉煌一时，名头了得，但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知道它的前身是汉阳兵工厂，上世纪50年代从武汉搬迁到这湘潭市以西三十公里的山坳。扎根湘楚后，无数青年辗转慕名而来，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那会儿，厂里每天有一趟发往省城长沙的班车。早上7点发车，下午I 点返回。这趟车平时少有人坐，春节期间因为很多人和我们一样，需要先到长沙中转，所以一票难求。毫不夸张地说，春节前，班车司机的说话声量都比平时洪亮一截。为了抢个座儿，大家也是拼了。印象里，我们每年都会比前一年早一些出门，但每次上车都发现，车厢里人虽不多，但行李架上、座位上、过道里，早已哪哪哪都是手提包、蛇皮袋和临时用床单裹成的包袱。有限的空间被塞得满满当当，无从落脚，让人窒息。开车前几分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哗啦一下涌上车，迅速地填满了行李和行李之间的空隙。
老式长途客车的发动机巨大、蠢笨，在驾驶座旁隆起一个大鼓包。没有座位的乘客，就着它蹭个座儿。久而久之，有人索性在大鼓包上铺张毯子，把它变成了正经座位。我们一家四口几乎年年都坐在那儿。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美妙的坐处了。客车跑起来后，发动机散发的热量把毯子烘得热乎乎的，像个沉睡的魔咒，让人一坐上去就困得睁不开眼。车刚启动时，大家伙儿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寒暄几句，互相传递一下节日气氛；没多久，说话声渐成耳语，车厢里睡意酽酽。当第一个鼾声犹如无法隐藏的秘密，其他各种频率的鼾声便成燎原之势。大鼓包上的我，偎在爸爸怀里，紧贴着他的胸口，也睡意盎然。
四小时后被叫醒时，客车已进了长沙城。老家靖港距离长沙，现在也就不到一个小时车程，那会儿坐船走水路，却要足足四小时。
如果说班车上聚集的都是工人阶级，那么船上坐的算得上实打实的农民兄弟。大部分是到长沙做买卖讨生活的，行李比较粗犷，扁担和箩筐是标配。候船室地上的箩筐扁担杂乱无序，穿梭其中，有跳竹竿舞的错觉。湖南的冬天阴冷潮湿，寒意刺骨。妈妈总担心我和姐姐受寒，秋裤外面套毛裤，毛裤外面还要套棉裤，里里外外不知道多少层，裹得我们跟粽子一样，连腿都迈不开。从候船室大门到检票口，百把米的距离，一路竹竿舞过去，我几乎连滚带爬，狼狈无比。
每次检票前，妈妈总会叮嘱姐姐：蹲下来些，万一让人发现你身高超线了，就会要咱补票。可每次到了检票口，姐姐都会恶作剧般昂首挺胸，眼睛还盯着检票员，好像在说，快看我，快看我，看我有没有超高。妈妈情急之下，把姐姐的头往下一摁，连推带拉过了检票口。然后，一家人怀着各自的成就感上了船。我一直好奇，这么大动静，检票员难道真没注意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得我们罢了。
老旧的柴油机船，马达声震耳欲聋，船舱里满地瓜子壳，船舷边，有人正朝湘江里吐痰。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我的不快，当滚滚黑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时，我知道，老家正变得触手可及。船到霞凝，行程便已过半。船员亮开嗓子，冲船舱里喊道：到霞凝的起坡。抑扬顿挫，缓慢悠长，尤其是“霞凝”二字，拖得特别久，以引起乘客的注意。一阵骚动，一阵忙乱，一些人脚步轻快地弃船上岸，背后是我无限艳羡的目光。这句号子，这幅场景，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暖暖的。
如今，爸爸仙逝多年，妈妈随姐姐定居长沙。昔日的兵工厂日渐衰败，早已没了昔日的模样。每年回湘的次数越来越多，但“过年回家“依旧是年终岁末的仪式。因为，春节回家的路上，满是温情，满是回忆，满是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