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厌其烦地说，孔子变着法子在说，孔子持续不断地被说。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孔子，不，应该是撩一撩孔子。
开篇的“孔子”实际上已经是两位不同的孔子了，前半截是活着的孔子，他在不厌其烦地说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在变着法子向世人解释这个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做人的道理。
后半截的“孔子”是身后的孔子，这已经是一种精神符号了，它一直持续不断地被说，被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目的，为了不同的需求而持续地说，包括本文。
了解中国哲学，孔子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而且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我们就分生前的孔子与身后的孔子来分别讲讲孔子。
孔子出生时家道已经破落，生活上落魄的孔子心中却无比崇高，因为他知道他是商朝贵族后裔。
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宋国贵族可以一路追溯到商朝的王室。周朝建立之后，商朝的贵族被安置到了宋国，其中一支跑路了，跑去建立了朝鲜(怪不得后来要一直征战高丽)。
前朝的遗老遗少往往是被后朝新贵们所蔑视的，所以宋国人就不断地被寓言故事所戏谑，比如《守株待兔》与《揠(yà)苗助长》里的宋国农民就是“傻白甜”的典型。
孔子的家庭却连宋国的贵族地位也没能保住，因为政治纠纷，他们被迫迁到了鲁国。孔子就出生在鲁国，出生在公元前551年(距今2500年了)。登记户口的话，孔子的出生地是鲁国，籍贯是宋国。
孔子那个年代，即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叶，那是一个大牛们在各地冒泡的年代。除了本土的老子，还有印度的释迦摩尼，希腊的苏格拉底，等等。这当然是今人回望孔子的年代，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属于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选择穿越的话，估计是很少人会选择穿越去那个年代的。
处在那个年代的人，觉得当时的社会简直糟透了，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何谓礼崩乐坏?就是说简直乱套了，没有了规矩。礼，就是规矩，不同场合、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规矩。有点像春晚，主持人得换好几套衣服。还有，不同级别，不同场合，可以演奏的音乐也是不同的。既定的、传统的规矩没了，也就是说“礼崩乐坏”了。
按照现代词汇来表达就是，孔子的年代是一个屌丝不断逆袭的时代，站在贵族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礼崩乐坏（暴发户横行）的时代。
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礼，回到以前的样子，所以孔子的故事是一个落魄贵族，恢复家族荣光的励志故事。
那么，孔子之前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呢？实际上，即使是孔子那个年代的人也不太搞得清楚了，看来礼崩乐坏有段时间了。因此，孔子花了毕生时间去整理和解读古籍，企图恢复原来社会的模样。抢救性保护古籍，是孔子的一大贡献。
孔子那时的古籍是《六经》，分别是《易》、《诗》、《书》、《礼》、《乐》(后失传)、《春秋》。孔子时代的人读《六经》和我们现代人读《论语》也差不多，大家都觉得很难懂。所以，孔子开了培训班，凭借自己渊博知识及极大的耐心，讲解给他的弟子们听。
从职业上看，孔子是第一位私人教师，因为孔子之前是没有私人教师的。之前，官和师是不分的，有文化的就是当官的，当官的是世袭的，所以文化也是世袭的。
所以在客观上，孔子不但抢救了古籍，还将文明的火种散向了民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在主观上，孔子是有很强的等级观念的，他的学说与毕生努力都是在努力地维持这种等级差异。当然，我们是不能用现代的观念来苛责古人，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孔子老说“君子”与“小人”，这是从血统上定义的，君子就是君主之子（泛指贵族，即股东），剩下的就是小人或庶民（临时工）。只是后来，屌丝逆袭得多了，血统也就不纯正了，所以君子与小人才被逐渐演化为道德上的评判。
孔子所处的阶层叫做“儒”，儒生原本是依附于贵族的，后来破产的贵族越来越多，所以儒生们大量地流落到民间。他们不会种地，也不会农活，所以只好靠教授典籍为生，还有的靠在婚丧祭祀及其它典礼中“相礼”为生(司仪)。
孔子的头脑不错，看到市场需求很大，开起了培训机构，自己做了校长。他的日常工作是整理与教授典籍，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
孔子号称“述而不作”，只教授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书相当于嚼甘蔗，教的人在台上嚼，学的人在台下看或模仿着嚼，然后老师告诉学生们刚才那种味道叫做么味道。中间有了老师嚼，学生听，然后体会与理解的多道转化，要保证原汁原味肯定不可能了。所以，孔子号称弟子几千，贤者仅七十二人。
在教授过程中，孔子会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去重新推导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并给予了新的解释，然后教授给学生，所以孔子实际上是在“以述为作”。
孔子的愿景是为社会正名，以维持良好的秩序，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行其道。各行其道，就是说两条平行线，它们是不相交的，不相交也就不会吵架了，这样社会也就自然和谐了。用现代词汇说，孔子追求的是阶层固化，这与当前的主流价值观是相反的。
那个年代(实际上是每个年代)，贵族们(既得利益者)在主观上是要维系阶层固化的，但是总是架不住历史的潮流，在客观上社会正在由贵族社会逐步过渡到平民社会。当然，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一直到宋朝，中国才真正演变为平民社会。
孔子在搭好了各行其道的框架之后，接着给人的德性提出了两点要求，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这两点要求，分别是“仁”和“义”。
“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决定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是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是不义的行为。按照现在的词汇，可以说“义”就是“义务”。
“仁”的观念比较具体，它的本质是“爱人”。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打个比喻，两条并行的铁轨上的火车父子司机，他们互相爱着对方。孔子认为，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仁人就是全德之人。
孔子前面的观点是铺轨道(各行其道)和确定原则(仁义)，接下来就要定义具体的实施细则(方法)了。如何实行仁呢？分两个方面来实施，分别是“忠”与“恕”，合称为“忠恕之道”。
“忠”是指“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即“推己及人”或“尽己为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之道”也叫做“絜(xie)矩之道”，即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社会就和谐了。
最后，孔子以自己的一生经历及努力，实践并升华了前面所说的责任与义务，提炼为“无所为而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一个字，“倔”。
针对孔子的这一点“倔脾气”，有隐士曾嘲笑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也就是说孔子是堂吉诃德。
但是，堂吉诃德是真的“傻子”，而孔子不是，他只是倔，非常地倔。不过，他自己很清楚，他的一切努力也许都是枉费，可是他毫不气馁。这叫做“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
所以，“知命”就是“坚持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用现代鸡汤文的表述是这样的：“竭尽全力，但是依然失败。至少，我不会说，我怕得连试都不敢试！”
以上是孔子的主要观点，读起来是不是很鸡汤?检验是否是鸡汤，很简单，就看说这些话的人是否亲身去实践过?无疑，孔子的一生就是实践的一生，这是让人无比敬佩的地方。所以，即使两千多年过去了，孔子依然有许多追随者。
孔子对其一生的自我评价是：“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们的一生自我评价呢？这是每个人读了孔子之后该扪心自问的地方。
结合前面的介绍，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不是说“五十岁了，认命吧，等着退休吧！”孔子所谓的“知天命”是指接收到了上天的使命，说得哲学一点就是孔子认识到了超道德价值，说得功利点就是“五十岁了，我该去追逐诗与远方了”。
这句话不是凭空而来的，孔子埋头做乡村教师，一直做到五十岁。五十岁那年，突然有了个机会进入鲁国高层从政，孔子心想这下可好了，终于可以实践一生的理想了。
结果很不好，不久被排挤被迫下野。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此一蹶不振了。可是孔子却不，他反而更来劲了，他说“五十而知天命”，他接受到了神的指示了，好像牛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类似的经历，然后人生来了一个大转折。
下野之后的十三年里，孔子背井离乡，周游列国，到处找机会“下岗再就业”，结果当然是失败的，如丧家之犬(孔子自我评价)，因为他所推销的产品是一个“古代的产品”。七十岁那年，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漂泊累了，又回到了鲁国，三年之后亡故。
总结一下，五十岁之前的孔子虽然很牛但很普通(世俗中人)，就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知天命之后的孔子，逐渐由“肉身孔子”向“精神孔子”转化(超脱之人)。
孔子死后，在弟子们的努力下，逐步被认定为“至圣先师”，低位高于其它一切教师;公元前2世纪，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接受了天命，继周为王;再到公元前1世纪，孔子的地位高于王，成了神。原因是汉朝是“文化沙漠”(秦朝人把书烧掉了)，汉朝人靠《春秋》治国，游刃有余，所以汉朝人简直太崇拜孔子了。
公元1世纪初(东汉)，理性主义儒家占上风，孔子又回归到“至圣先师”的地位，直至十九世纪末(晚清)，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又短暂复活，接着民国建立，孔子名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
其实，想撩一撩孔子的想法已经很久了，但是迟迟未动手，勾引我动笔的动机是我之前零碎的一些看法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得到了证实。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的倔脾气的;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既是理想派又是实践派;孔子的光辉之处，在于是他不肯在命运面前低头，他真正地做到了为了理想而奋斗终生！
撩文嚼字，只负责撩但不负责后果，各位看官，请各自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