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出世入世间徘徊。身为有理想抱负的人都希望能在世上做一番事业，然入世之途并非坦荡，《论语》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责任重大且路途遥远，受了伤，扛不住了，就有了出世之心，“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现在这个世界的节奏已经不太容许人久居山林独善其身，于是又不得不重返花花世界。“出世还是入世？”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其难度不亚于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千古之问：“生存还是毁灭？”

      出世与入世本是佛家用语，指的是大小乘佛法修行的区别。“出世”指遁入空门、清心寡欲、万世皆空，是小乘修行；“入世”指步入凡尘、弘扬慈心、自度度他，是大乘修行。后来世人借用其定义世俗人生，出世表示一个人不再关心生活中大家都热衷追求的功名、权位、财富等，希望更多的在精神上追求；入世则相反，表示一个人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在中国的两大哲学体系中，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

      中国古代寻求出世生活的知识分子不少，他们还有一个雅称叫“隐士”，也就是“隐居不仕的人”，上古有伯夷、叔齐，魏晋有竹林七贤和陶渊明，后世更有林逋“梅妻鹤子”，袁宏道、袁子才的诗酒风流。这些出世的隐士大都有过入世为官的经历，或对现实不满，或人生失意，或渴望精神自由，于是弃官归隐，退而寻求出世的生活。因为出世的彻底决绝，更留下一些高妙华彩的诗文，高士的名声也就传之后世了。但现实中人，即鲜有竹林七贤的显赫家世，也不能似林逋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孤山围一个院子植梅养鹤，更不能如袁子才拥有一处随园吟咏《苔》和《随园诗话》，尽享潇洒风流。想当年东坡先生被贬黄州，生活困窘到连吃饭都成问题，不得不在城东谋得一块荒地自己耕种，这种境况还要辞官不就，彻底的出世归隐也就不现实了。入世谋生首先是生存的需要。

      然入世与单纯的谋生还是有区别的，入世总是与实现人生价值相联系，如仅仅为了谋生那又只是生存，而不是真正的入世。没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就谈不上入世，更遑论出世了。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人生在世当积极进取，实现平生志向。且不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样的志向太高远，也太刚猛，对大多数平凡的人来说根本做不到。但如周瑜醉后吟唱的：“丈夫出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有过心里共鸣的。而任何一样事情只要当作事业来做就要潜心投入，刻苦以求，甚至要经历各种挫折、失败和打击，这就使理想之路充满艰辛曲折。即使拿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勇气，遍体鳞伤，头破血流终非终极目标。就算是“胜天半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就更不值了。此时有一颗出世之心就是人生智慧了。

      孔子的“风乎舞雩，咏而归”是政治理想之余的心灵放逐，东坡先生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是面对逆境的随遇而安，板桥先生的“难得糊涂”更是洞明世事的大智若愚，他们都是积极的入世者，又能在超然达观的出世精神中获得心灵的抚慰。“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有了出世的心态也才能淡定的面对人生逆境风雨，更好的入世人生。正如弘一法师所说：“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明朝大才子袁宏道曾对自己的生活态度以“适世”命之，以别于儒家的“入世”和佛家的“出世”。适世既是出世者的入世法，又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既不虚空虚无，也不刻意勉强，可谓是游走在出世入世之间。人只要生命犹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有暂时的精神出离。了悟生死无常，看破繁华如梦，在世俗功利生活中给自己留一片精神家园，在真性情中放飞自我，还原本真，这就是游走在出世入世之间的真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