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楼时，我总要把垃圾顺便带到楼下家属区的垃圾车里。那天的垃圾特别多，薄薄的垃圾袋显然不堪重负，于是我就连垃圾桶一起提上，想着部队家属区还是很安全的，所以就把垃圾桶放在垃圾车旁边，一会上楼时再捎上。我就这样安心地陪着孩子在活动区玩耍。突然无意中一瞟，发现一个头戴草帽，身着套头长衫，五十上下的女人，翻完垃圾车后，就伸手去提我的垃圾桶。我立即大喊起来：“阿姨，那是我放在那里的垃圾桶”。她听到这一句话，显然有些愣住，随即便是不好意思地回道：“不好意思，我以为是扔掉的”，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垃圾桶又放回原处，稍思片刻，又说：“我给你放楼梯下吧，一会还会有人来捡垃圾，会把它顺走的”。我连连道谢。她放完垃圾桶就背着一个尼龙袋子走了。烈日炎炎的夏季，她就那样毫无遮掩地走进烈日下，她的身体是那样地单薄，我仿佛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枚果实，一枚被榨干水分和营养的枯果。
看着这个农妇，我好像看到了母亲，又好像看到了伯母，同时又像是我的邻居庄大娘。是的，她们都长得是那样像。一年四季，劳作在家里、田头、山上，不得闲，伺候孩子、丈夫、公婆，无怨言。除非有重大的事情，否则她们都是差不多的装扮。晴天一顶草帽挡烈日，下雨天换成斗笠加上塑料布挡雨，身上永远是长袖的套头衫或者开衫，花样就是条纹或者竖纹，要不就是点点小碎花，裤子永远是素色长裤，宽松耐脏，脚上多半是拖鞋或者解放鞋，身体自然谈不上丰满，一律是干瘦的，没有水分的，总让人联想起秋末挂在枝头的干瘪的果实。我常常想，难道她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吗？后来我看到母亲年轻的照片时，才发现原来她也曾经那样明媚光彩，饱满得就像那晒足阳光喝足水分的果子，沉甸甸地惹人爱。究竟是什么时候失去了那种光彩，我也记不清了。记得有一年母亲突然说：“这头发太厚了，洗完老是不干，剪了好了”。在此之前，母亲一直是长发，大多数时候她都是绑马尾，得闲时她也会绑个辫子。赶集时，她找个收头发的卖了那把辫子，那个收头发的显然不是一个好理发师，把母亲的头发剪得坑坑洼洼的，母亲却不介意，她觉得去理发店剪一次还要额外花钱，就这样挺好的，农村人不需要讲究那么多美丑。那一年我上高中，弟弟妹妹也陆续上了初中，正是家庭经济最紧张的时候。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留过长发，也越来越显老，身体也越发瘦，毛病开始越来越多，不是手麻就是腿疼，近年来又添了失眠症，更是瘦的厉害。但是就是这样，她还是忙个不停，拖着干瘪的身躯和父亲上山下田，操持家务，喂鸡养鸭，操心儿女，她总比父亲更勤劳，也更累。
邻居庄大娘呢？我没有见过她年轻时的样子。从我有记忆开始，她一直就长那样，蓬乱的短发，瘦小的身躯，忙碌的身影。她嫁给一个有大男子主义的丈夫，稍有不慎，动辄打骂。她的耳朵就是被丈夫用烧火棍打聋的。但是我似乎从没有听到过她的抱怨，她似乎也习惯了，依旧和丈夫一道养儿育女，操持生活。每次回村，她总要热情地说：“阿燕，你又回来了”。她没有贴心的女儿，很早就被丈夫送人了。两个儿子早已离家打拼，很少会想起来看望她，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上一面。她甚至没有一架老人机可以联系孩子，唯一的乐趣就是站在村口听人讲古。她也常年背着一个尼龙袋，或者装着猪草，或者是一些谷子，或者是捡来的铁块，总不能闲着。
我的伯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女人，她穿什么，完全就是照别人买。她没结婚前和母亲过活，精明的母亲安排着女儿的生活。结婚后她就听从丈夫的，丈夫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不敢自己出远门，堂姐嫁到县城里，她从来不想着去看一眼，大伯说我们去吧，于是她也才想着去。她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亲情羁绊。但是她是勤快的，每天和丈夫上山下田，此外就是收拾家务，虽然并没有太出色，家里也未见得多么井井有条，但是至少有一个家的样子。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伯母，无论她外表是多么不出色，可是她的内心总是善良的，她没有多少思想，所以她凭本能做事。计划生育抓得紧的时候，家里还想生个儿子，所以只能把妹妹送人。但是大伯舍不得，就抱去养了。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现在又要带一个小的，生活本来就不宽裕，但是伯母没有一点怨言，她本能地认为这就是长嫂的义务。后来养到妹妹5岁，妈妈舍不得又抱回来，伯伯伯母也痛快，就那样理所当然。如果放在今天，不知道会惹出多少家庭纠纷。可是在那个年代，反而越见善良的心。更难得，其实大伯和父亲是同母异父。
那天在医院看病，我又看见一对这样的夫妇。尤其是那个女人，一看那干瘪的身体，就知道又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妇女。丈夫生病了，她也插不上手，只能默默陪在一边，挂号、看医生、做彩超都是孩子在忙，她羞羞怯怯地探头看了一下，就又安安静静地等待。孩子们就在一旁边玩手机边等候。她似乎想问些什么，感觉自己可能会添乱，想想算了，于是又在一旁安静等待。因为没有人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所以她甚至不知道可以在旁边的椅子上坐着等一会。
看着她，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我不知道是想念那些干瘪的身体了，还是为那些干瘪的身体不值得，我真的分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