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今天，在北京鸟巢边上的306医院。

我手握诊断书，木然地走出医生的办公室。

耳边依旧回响着主治医师的那番话。

肝癌晚期，整个肝脏几乎没有好的地方了。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颈椎，更严重的是几乎将颈椎跟颅骨连接的地方吞噬了。所以他才疼的几乎抬不起头。他现在这个情况很危险，一个猛转身，都随时有可能导致颈椎断掉，造成头部以下，永久瘫痪。现在也只能做保守治疗，先化疗，减轻他的痛苦……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病房的。哥哥仍然在病床上躺着，嫂子默默地守在旁边。

我叫了一声“哥”。哥哥试图从床上坐起来，我制止了他。哥用虚弱的声音问：“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吗？”

我骗他说，“核磁共振的结果还没有出来。”然后，或许是因为心虚，我默默地走到窗边，望着窗外不远处的鸟巢和水立方。

哥哥在这里住院已经一周了，可面对近在咫尺的北京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之一，至今也只能透着窗户远远地看一眼。

过了一会儿，我偷偷给嫂子使了个眼色，让她出来，同时对哥哥说，“哥，你躺着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还有些工作要处理。明天我再来看你。”

哥说：“工作忙就别来回跑了，反正恁嫂子在这儿呢！”

我忍着泪，转身出了病房。嫂子佯装去打水，跟了出来。

待离病房稍远了一些，我将诊断结果告诉了嫂子。她当场泣不成声。

我尽力去安慰她，虽然自己也早已处在崩溃的边缘。

“嫂子，结果先别跟俺哥说。更不能跟爸妈说。明天，我再拿着片子和诊断结果到解放军302医院挂个专家号，那是全军最好的肝科医院。说不定，还能有些转机或希望。”

虽然我明知道，这其实也是在自欺欺人。

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位于北京西四环的302医院。自以为已经起得够早了，结果还是没能挂上号。我只好去楼上到几个专家诊室门外转悠，希望能够找哪位好心的专家加一个号。

时间在煎熬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最后，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看到一个老专家的门外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而彼时下班还有一段时间。

我大胆地走进老中医的诊疗室，在我的苦苦哀求下，老专家给我加了一个号。

当我将306医院的拍的所有片子及诊断结果递了过去，老专家只看了一眼肝脏的片子，就说：“回去吧。他想吃什么，喝什么，就给他买什么。”

我说，“306的大夫让我们交钱，说马上开始安排化疗。”

老专家说，“化疗也是暂时的，其实只是在延长病人的痛苦。而且，回老家的医院做，效果一样。在北京做，太贵了，没必要浪费钱。”

我又追问，“那像我哥目前的情况，如果配合化疗，大概能……”

我终是没有勇气将后面的话说完。但是老专家还是回答了我。

“最多半年吧！”

我瘫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还是大夫开了口，“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几乎是哽咽着说，“我哥的颈椎，每天疼得睡不着觉。您能给开些止疼的药吗？”

老专家说，“我给他开点吗啡片吧。但是这个药，不能多吃，有很强的依赖性，除非疼得实在受不了，才能吃。”

我对大夫再三表达了谢意，然后拿着处方去交钱，又到楼下药房排队拿药。

拿到药后，给嫂子打电话，让她去办理出院手续，还叮嘱她委婉地告诉我哥，大夫说了回老家化疗是一样效果。同时带着药，打车去306医院，将哥嫂又接回到月坛北小街租来的房子里。

然后，再马不停蹄赶到北京西站，买了第二天两张回河南老家的硬卧。

2011年5月13日的晚上，我含泪将哥嫂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那一天，我在微博上写道：

晚上将大哥送上了回家的火车，心情有些沉重，祝他能够早日康复。唵嘛呢叭咪吽，求佛祖保佑！

从火车站出来，我拔通了爸妈的电话，对他们说，我哥和我嫂子明天就到家了。

爸妈急切地问：颈椎治好了吗？

我尽力去平复自己，告诉他们：还没治好。

妈说：没治好，着急回来干嘛？带的钱不够吗？

我说：钱够。我嫂子带的钱都没动。这边住院是我刷的卡，出院退的钱也让我嫂子带回去了。专家说，可以回县里或市里的医院做化疗，效果是一样的。

电话那头，我分明听到了爸妈的抽泣。

哥嫂回去之后，很快就在开封市肿瘤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开始了第一个疗程的化疗。

2011年的5月23日，我乘火车回家探望了正在化疗中的哥哥。在当天的微博中，我写道：

早上七点到郑州，十点办完事情打车去汽车东站，十点二十坐郑汴公交去开封，十一点四十到开封，先去火车站买了返郑州的火车票，然后打崩崩（摩的）去肿瘤医院看大哥，两点十分出来去火车站，二点四十八上火车，三点四十到郑州，出站吃了点东西，接着换乘六点的动车回北京，十一点二十五晚点到达北京。 ​

这期间，还接打了很多工作上的电话。当天晚上，满以为，疲惫不堪地回到北京那间租住的房子里，一定会躺下就呼呼大睡。却没想，一直失眠到天亮。

哥哥的第一个疗程结束之后，效果不错，胳膊和颈椎都没有那么疼了，饭量也所增加，平时还会出来到院子里走动走动。爸妈的脸上终于又舒展了一些。

只是，从第二个疗程开始，病情又变得不容乐观。

九月中旬，我又回了一次家。

我2011年9月13日的微博中写道：

“回家四天，下了四天。大哥的病不太乐观，低烧持续半个多月了，一直不退。这几天胳膊又开始疼了。心头的压力更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定要抗住！ ​”

2011年的国庆节，本来不打算回去的。可是，10月4日同家里的一通电话，让我立马又买票回到了河南老家。

电话里，妈妈说，我大哥依然低烧不退。头天（10-3）晚上睡觉，胳膊又骨折了，而且无法接骨，因为癌细胞的转移，骨质已变得非常的脆弱，只能打着夹板硬撑着。这雪上加霜的一击，让一家人都焦躁不安，妈妈在电话里哭了，哥哥在电话里也哽噎了。

从小到大，我很少看到仅比我长三岁的哥哥掉泪。

半年多来，大大小小的医院跑遍了，可希望在哪里？

这一次，我向领导特别申请了在家SOHO的权限。

在家住的那半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去哥哥家走动，坐在病床边，陪他说说话。

回北京的头一天晚上，我又去看他。临走的时候，我说，“哥，明天吃完早饭我就回北京了，就不过来看你了。你在家好好养病，其他什么心也别操。”大哥说，“嗯。你回去吧，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一别，竟然是我和哥哥的最后一面。

2011年的10月30日（农历十月被四）晚6时许，我在月坛北小街租住的房子里，接到大堂哥的电话，叫我速速买票回家。

挂上电话，我就已经泣不成声。一边抽泣，一边抓起背包，胡乱塞了几件衣服，就匆匆赶往火车站。路上，又哽噎着给领导打电话，请了长假。

在火车上，我一夜未曾合眼。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祷告，希望哥哥能够挺住，希望还能够再看他一眼，陪他说上几句话。

可当第二天早上赶到家，看到院里的灵棚，披麻戴孝的亲人，还有房子正中间那具黑漆发亮的棺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跪在哥哥的木棺，号啕大哭。我也不知道趴在地上哭了多久，只感觉天昏地暗。几个堂兄弟走过来，轮流拉了我几次，才将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我走出门，到灵棚下看到同样坐在长凳上哭天抢地的妈妈，抱着她又是一阵痛哭。

后来，堂哥告诉我，在给我打完电话后的晚上八点多钟，哥哥就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在接下来的四天里，我每天晚上，抱着年仅十三岁的侄子同家里的堂兄弟们，为哥哥一起守灵。那些天，我几乎一直未曾合眼。晚上，听着堂兄弟们的鼾声，我抱着侄子坐在地上，静静地盯着那具黑漆漆的棺材发呆。总是企盼着，企盼着能够从里面传出一些响动，哥哥又神奇般地活了过来。怀里的侄子，也总是睡得不甚踏实，时不时就会惊一下，或许是一直在做着没完没了的恶梦。

2011年11月4日上午，出殡前，三表哥将棺椁打开。那是哥哥入敛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棺，为了让亲人们作最后的道别。而那最后的一眼，也让我此生此世永不能忘。

就这样，大哥在亲人的恸哭中，入土为安！

撇下年迈的父母，十三岁的侄子和十岁的侄女。

那一年，哥哥年仅34周岁！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在家多住了几日。想尽量多宽慰一下年迈的父母。哥哥的离世，让他们在一夜之间，双鬓如霜，苍老了许多。

过完头七之后的2011年11月12日晚，在县城火车站，堂姐，姐夫和外甥女将我送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车。

回京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梦见哥哥，时常从梦中惊醒，然后发现眼泪早已将枕巾浸透。

我将对哥哥的思念，化成文字，记录在了当时的QQ空间里。

2013年的深秋的一个早上，农历十月初四。清晨6时17分，我的儿子出生。

而那一天正是哥哥两周年的祭日。

我打电话给妈妈，她说，“你不是昨天晚上才打过电话吗？赶不回来就赶不回来，恁弟弟他们都给家里嘞。”

我说：“妈，多多出生了。”

电话那头的妈妈先是一惊，然后问：“不是昨天晚上打电话，还说没动静，预产期可能要推迟两天吗？”

我说：“半夜里突然羊水破了，连夜找车送到医院，刚刚才生来，七斤四两。”

隔着电话，我仿佛看到妈妈脸上那久违的慈祥的笑容。

或许，这一切在冥冥之中，就早已注定。让我和哥哥，换一种方式再续前世未了的骨肉亲情。

哥，我想你了！

你，也在想着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