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1812—1870年）在《双城记》（1859年出版）中的一段话，精当地概括了19世纪的英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19世纪的英国文学分三个阶段，分别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走向现代主义，诞生了如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狄更斯、济慈、司格特、哈代这样的文学大师，留下许多传世佳作名著，狄更斯更因著作颇丰，故事来自底层，现实主义立场，在中国传播甚广，为读者所熟知。他出生小职员家庭，少年生活窘迫，曾做童工、学徒，因为学会速记，20岁时有机会作报馆采访员，从此接触创作。一生育有子女十名，一如他的文学作品般高产。
[均势外交]
与英国当时的实力相适应的19世纪英国外交，有两个基点：一是捍卫国家领土免遭侵犯，二是提高对外贸易，促进经济繁荣。拿破仑战争威胁了上述两点，因此，英国认识到，维持均势外交才能维护英国安全，和平外交成为主线，服务于均势原则。
1814至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开开停停，一如对法的战场形势，停停打打。英国的威灵顿公爵，既是对法战争中的英军统帅，也是会议中英方主要代表。他就是这样行走于战争与和平之间，来回奔波，角色转换。这是解决拿破仑之后欧洲利益划分的一次重要和平会议，也是反法同盟诸国召集的一次会议，它开创了会议外交的先河。英国外交大臣卡斯雷尔倡导的“定期会议制度”，确立了经常性磋商机制，在后来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机制中被延用，因此他被称为“定期会议制度之父”。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欧洲大国的利益，但矛盾重重，于是会议之后，俄、普、奥三国签署了《神圣同盟》条约，后来法国加入成为“四国同盟”。19世纪欧洲国家间纷争不断，意大利和德意志面面临统一问题，许多小国家也因经济发展和思想运动出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潮流，东欧各国由于俄国和土耳其的介入也出现许多的矛盾，包括克里米亚战争、西班牙和葡萄牙革命、比利时独立、希腊独立等事件。
卡斯雷尔担任外交大臣十年，兼任下院议长，属于典型的贵族政治家，处理国内事务上态度强硬。1822年卡斯雷尔因精神分裂症自杀身亡，坎宁接任外交大臣和下院领袖。
坎宁曾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认为，“我们不能站在任何一方，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仲裁者。所有的国家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他反对协商会议机制，理由有二。一是英国舆论支持孤立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支持与欧洲大陆保守的君主保持密切联系，讨论强国通过“协商一致”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二是大国协商机制束缚了英国的自由行动，他希望采取更加灵活的大陆均势政策，以维护英国利益。因此，除了参加只涉及维也纳和约的巴黎大使会议外，坎宁就不再派出代表出席五国会议。
1830—1865年，英国外交的掌舵人是帕默斯顿子爵（1784—1865年，1855-1858、1859-1865两度出任首相，1830-1834、1835-1841、1846-1851三度出任外交大臣，又译巴麦尊），他掌管英国外交26年，出身贵族家庭，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早年就支持常备军政策，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他认为这是“维护英国自由和独立须付出的代价。”政治上是坎宁的追随者，支持1832年议会改革，他重申坎宁的观点，来证明英国外交大臣的原则，“我将采纳坎宁的话：英国的利益应该成为每一个英国大臣制定政策的标准。”其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一。他认为英国不需要结盟，不需要依靠其他国家，英国应当是正义和权利的维护者，便行动上须谨慎，而不能是现代的堂吉诃德。他留下一段传世名言，“将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当成英国的永恒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是一种狭隘的政策，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我们的责任是遵循这些利益。”
[炮舰外交]
帕默斯顿是强硬外交著称，是炮舰政策的开创者。但是在比利时1830年独立的王位产生者的问题上，他却是展现了灵活的外交手段，最终确保萨克森—科堡亲王利奥波德就任。而利奥波德是德国萨尔菲德公爵的幼子，也是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女婿，尽管他的妻子因难产去世，英国人却对他非常满意。利奥波德还促成了他孀居的姐姐维多利亚与英国王子爱德华结婚，他们的女儿就是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这个问题上，帕默斯顿不惜与传统敌人法国联手，对付昔日盟友荷兰，其现实主义外交可见一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为75年后英国卷入欧洲战争埋下了伏笔。
帕默斯顿曾经在1850年6月25日的议会上发表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著名演讲，指出，“在过去，罗马人只要说‘我是罗马人’就可以免遭别人的轻视。英国人也一样，无论在哪里都会感到自信，英国的呵护和强大将保证英国人免遭非难。”这种典型的英国人不可一世的感觉，在1851年伦敦博览会以后登峰造极。在他的主导下，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灾难和影响。克里米亚战争则更是使得英国陷入复杂的欧洲政局之中。同时英国还发动了针对日本的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南北战争之中，英国为了自身利益，保持了基本的中立，不惜对美国北方战争时期击落或袭击南方船只或英国船只的损失以国际仲裁判定赔偿的方式来了断。
炮舰外交依靠的是英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帕默斯顿主持外交的时代，正是英国保持世界领先的时代。但这种优势是相对的，在19世纪晚期，英国地理小国的不利因素开始突显，对外政策出现变化。
[结盟外交]
19世纪的英国外交，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原则性不变的，那就是帝国的利益，强大的海军，欧洲的均势，英国的安全。1860年代以后，也就是在帕默斯顿以后，欧洲国际关系出现变化，一是欧洲协调制度衰落，二是均势外交思想不再流行。
主要的背景在于，普鲁士在俾斯麦主导下于这一时期谋求统一，并于1871年最终实现了统一，建立了历史上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时排挤了奥地利。而奥地利转而组建成一个新的帝国奥匈帝国。这种变化，加上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扩张，改变了欧洲共同体格局，使得英国在欧洲国际局势下，难以有单独的作为。
英国不直接干涉欧洲事务，和其陆军实力也是相关的。这一时期，英国军力以海军为主，本土陆军不足9万，能够投入战斗的只有2万。而普鲁士和平时期就有兵力30万，还有60万预备役。法国有陆军40万，另外有20万预备役。因此，英国的海军再强大，也无法干预欧洲事务，和平外交是识时务之选。
19世纪最后十多年的英国外交，由第三代外交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执掌。他出身保守世家，父亲担任过掌玺大臣和枢密大臣，早年人生观是悲观主义的，固而是保守主义者。1914年前夕的英国，版图有3000万平方公里，人口逾3亿。英国被迫放弃光荣孤立的欧洲政策，加入法俄主导的协约国集团。而这一改变的前奏，却始于1902年英国与日本订立的秘密同盟，主要目的是对付俄罗斯，确保英国的东方利益。
但是，请注意，1907年，英国与俄国结盟了，一个宪政体制的先进国家与欧洲最为专制的政治体制国家俄罗斯结盟了。这也充分验证了帕默斯顿的外交主张和原则。
[日不落帝国]
至1815年拿破仑的失败告一段落，英国对法国的22年战争，实质是争夺商业和殖民霸权的战争。当反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上与法国激战之时，英国却在海上与法国较量，以1805年特拉加法大海战为标志，奠定了英国今后的命运，那就是英国控制了制海权，控制了英吉利海峡，控制了大西洋港口，控制了地中海，成为了真正的海上霸主。
1815年，英国的海军总吨位达到了60，93万吨，法国排名第二，22，83万吨，俄国位列第三，16，73万吨，西班牙只有6万吨。英国的吨位数是后面三个国家的总和。从此，1689年以来的海洋争夺告一段落。
爱尔兰是离英国最近的殖民地，1801年英爱合并，成为联合王国一部分。1829年，爱尔兰天主教获得解放，取得完整的公民权。爱尔兰事务由英国的内阁大臣直接管理，而不是由殖民部，爱尔兰在英国议会拥有100个下院席位，32个上院席位。英国人把爱尔兰看作是一部分，而爱尔兰一直认为这是殖民统治，始终想着独立。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基石。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殖民，包括暴力、贸易和文化同化。1757年发后了土兵起义。结局是英国女王直接担任印度女皇，对印度的控制更加紧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原本是流放之地，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在19世纪也逐渐步入自治的轨道。南非、南美、加拿大、东南亚的许多地方，都陆续受到英国的控制，在接受了英国文化和治理的同时，也呈现出自治的倾向。英国维持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地帝国，获得很多，但成本也渐渐地居高不下。
任何的事物，都有两面性，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崛起并达到巅峰，也就意味着一个日不落帝国的沉沦并开始跌落。一个世界第一诞生，也意味着随即被追赶。一支庞大的海军在世界的海洋上游弋，也意味着它同时成为其他国家海军超越或攻击的对象。
没有人能够永远穿着黄色的领骑衫。
人生如此，国家崛起，大抵亦如此。
[注] 自《英国史》（卷五/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第四篇外交1—4章均势外交/炮舰外交/帝国主义外交/大战前外交；第五篇帝国 1—3章 第二帝国的发展/巩固帝国的努力/第二帝国的危机；第六篇 思想与文化 1—3章 文学/社会思想/艺术与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