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均设置有史官，分为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属于皇帝侍从，平时记录皇帝的言行举止和家事政务，后者专门编纂前朝官方历史。史官们大多秉持“秉笔直书”的传统。比如
《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
如果单纯的以据实记载来要求司马光，这不仅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司马光的创作目的。即便是司马迁创作的《史记》也不过是经过加工处理后的一家之言，这样的史书是“通古今之言”的创作，也就是在尊重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其他语言表述方式和选材角度的后期处理，司马光也是如此。他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在内容选材上是重点突出政治斗争的，全书通过分析政权兴替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之间潜在的联系，总结出有利于国家统治和长治久安的历史结论。
基于司马光当时的身份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他需要把伦理、儒学、以及礼教等一套理论捆绑在历史基础上推广宣传。他在《资治通鉴》开卷中说道：“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司马光这套理论明显违反了历史常识，简单的把国家强盛归功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礼乐制度上，而把国家灭亡归结于“王德即衰”和“五行相克”。但这是由历史大环境决定的，司马光需要为封建统治服务，需要运用这套理论来告诫帝王和警告世人。但同时司马光对待历史发展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一方面是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一方面是源于自己对历史的直观经验。
当时的司马光是非常反对对外用兵的，而宋朝一直处于军事劣势方，宋朝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起，与当时最为强大的少数民族国家辽国发生了剧烈的摩擦，此后双方多次交战，宋朝败多胜少。宋真宗时期，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这种用经济换和平的方式，让宋朝获取了暂时的安定，此后西夏的崛起，让宋朝面临新的危机，因此在仁宗、神宗一朝与西夏的战与和成为了最为主要的政治议题。而神宗即位后，相继对越南地区和西夏大规模用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收效甚微。因此司马光对汉朝时期汉匈战争做了系统的描述，并用极其刻薄的语言评价了汉武帝：“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再看班固在《后汉书》中对汉武帝的评价：“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很明显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立场和班固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东汉时期班家一门忠烈，经略西域，自然提倡武功，并且作为西汉的后继王朝，站在刘氏王朝的角度上评价自然也会偏向于褒扬。而司马光看到历年征战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取得大的成效，而且主张变法的神宗和王安石对西夏战事也持支持态度，不排除司马光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可能。
而对于王莽，司马光自然也是大做文章，称其“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造兴，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嗷嗷，陷刑者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王莽作为篡位者，在伦理上就被司马光所鄙视，而且王莽改制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取得了一点点成效，但其弊端直接导致了新朝的覆灭，司马光在这里毫无疑问是为了讽刺王安石的新法。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更多的是赞扬那些忠诚的臣子和将领，比如刘琨，而对那些开疆拓土的将领比如霍去病，却避而不谈。
除此之外，司马光对历史的大部分观点还是值得认可的，他谈论东汉灭亡提出东汉的政治变动分为三个阶段，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为第一阶段，曰：“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瓷也。”和帝至桓帝之间为第二阶段，曰：“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桓灵以后为第三阶段，曰：“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熏民徐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再以唐朝宦官乱政为例，曰：“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这些精准独到的总结体现了司马光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尺度标准。
除了个人的立场和经验外，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投入的心血也是不容忽视的，司马光说“抉摘幽隐，校计豪厘”，“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伸归一途”。因此在选择材料时，司马光本着求实的原则，所选材料基本都出自正史；并且他对材料的选择也极为考究，也就是他所说的“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个工作势必是非常繁琐的，往往数百卷的史书，经过删减之后能用到的仅有数十卷，他在信中说道：“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粱、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司马光很注重行文的美感，在古代的史书中，大部分的史书读起来都寡淡无味，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寥寥数本值得一读，大部分要么太过庞杂，如《旧唐书》和元朝修的《宋史》，有的又太过简略，比如欧阳修写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而《资治通鉴》就史书的文学水平来看是值得大家的称赞的，阅读起来十分流畅，人物特色鲜明，故事逻辑清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对于原史书中记载的好的故事，司马光偶尔会全文节录下来，，对于名家点评，他也会选择一些附在一旁。
如李愬雪夜人蔡州，平吴元济这件事，如果把《通鉴》和《新唐书》对读，就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手笔了。《新唐书》说:“师夜起……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东’，”。《通鉴》的叙述是:“……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通鉴》说明了下令的缘由“但东行”顿时就把当时战争紧迫的气氛和李愬的果断决心的语气都介绍出来，李愬夜里偷入蔡州，《新唐书》的文字是“李佑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发关，留持拆传夜自如。”《通鉴》的描述是:“李佑、李忠义攫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析者，使击拆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新唐书》的文字费解，当时的一些情节被删掉，夜袭的气氛也没有写出。《通鉴》写得层次分明，从攻外城到里城，步步紧扣。《通鉴》在写李愬入蔡州前，加了一段文字“自吴少诚拒命，宫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这就揭示李想夜袭蔡州能取得成功的缘由。高明史家写史不但要叙史事经过，而且在行文中让读之者理会史事发展之趋向。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本带有个人色彩和政治目的的鸿篇巨制，这与他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立场有关，但并不能否认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一生所追求的儒道，而且能在他的引领下拨开历史迷雾，重新看待中国的整个历史变迁，并从中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