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保罗问，“我能不能亲你？”
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这样正经地提问，我认为可爱极了。于是，我点点头。
那是学期开始时的一场派对，天空里还飘着小雪。保罗是奥地利人，从西南部的小村庄转折到维也纳上商学院，曾经参军，在美国交换。 那一天的派对主题是“民族服装”，我穿了前两年在柬埔寨买的一条深蓝色裹裙，外面套上厚厚的棉袄。那时候，我刚刚经历一场分手，没有什么认识新人的欲望，只想在周末里喝一杯啤酒，和朋友在音乐厅里转一圈。
就在这个最不经意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生过来和我介绍自己，“嗨，我叫保罗。”他穿着一个深蓝色的立领衬衫，戴着一块腕表，脚上还穿着擦得光亮的皮鞋。在美国的大学派对，大部分的男生都只有皱巴巴的短裤和印着学校名字的套头衫，看到一个稍微考究的绅士装扮，确实让我眼前一亮。派对从头到尾，他没有扭过头和别人说话，一直帮我斟酒。夜深了，我们到舞池里跳舞。就在那个时候，他问我了那个“能不能亲你”，天真无邪的问题。
派对的第二天早晨，保罗就开始给我打电话。我说不上对保罗有特别的好感，但觉得他诚意可嘉，毕竟在美国待久了，对异性追求的期待值也下降了。从那天起，我们开始了一场类似于男女朋友的交往。我周末要打工，他会来等我下班后再一起去派对见朋友；每周一我有晚班课，他也会在九点半结课点准时地出现在教学楼下，陪我一起回家；甚至，我喜欢看两三个小时冗长枯燥的纪录片，他也会强打着精神，忍住打瞌睡的冲动，在片尾打着哈欠问一句，“你喜欢吗？”
在别人眼里，保罗是一个钢筋铁骨般不容置疑的男子汉。这个强硬的形象，我想是他有意打造的。他痴迷篮球，经常号召着各国男生去打球，还每每要在赛后总结自己进球的数量；他在派对上总是争当“啤酒乒乓赛”的第一名，战斗心旺盛，若是我没有留意他进球得分的话，他就会生一肚子闷气；他喜欢摆出一副轻松的姿态，告诉我，“我今天的金融考试提前二十分钟就交卷了，题目很简单。”
为了树立一个堂堂正正的大男子形象，他每天坚持健身，有强健好看的体格。在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把手臂绕在我的椅子上，像是一种对我的主权宣誓。偶尔出去外面看电影，他也必须把门票先买了，还不忘来一句，“这是男人该做的事情。”
然而，保罗大男子外墙下隐藏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是个性无能。我有些害怕回忆起相关的情节，害怕自己当时的某个疑惑的挑眉、不解的表情，曾带给他多大的伤害。我只记得他永远一致的答复，“我太累了”。
年方二十二的男孩子，按理来说是不累的。每次把我送到家门的时候，每次电影结束的时候，我总能听到他熟悉的那句“我累了”。我对男孩在两性上脆弱的自尊心有所听闻，也就从来没有和他明挑着说。究竟是心理，还是生理上的病因，我也没有鼓起勇气去问。保罗知道我的尴尬，所以他总在那一句答复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把话题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有时候，他会聊起哲学，有时会聊起金融学家，有时会莫名期末地教我碎片式的德语，大概是因为我跟他提过，“男孩子说德语真好听。”
但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是个尘世里不脱俗的姑娘，我无法优雅而不动声色在柏拉图式爱情里生存。保罗的无能，以及他对此只字不提的沉默，在我们之间架起了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让我开始渐渐疏远他。保罗对我态度的改变很生气，他隔三差五地在图书馆拦住我，问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心有无奈，也不愿意伤害他，只好说，“我就喜欢一个人过。”他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我心想，哪怕是捅破了真相说明白了也好，但我胆小，始终成为不了先开口的那个人。
后来，保罗亲眼抓到我和其他男生交往的细节。他会在派对上质问我，刚才对话的男生人是谁。而我是一个残酷的人，所以会告诉他说你没资格知道。我故意地避免任何接触，因为我不想再给他任何想象的空间，而保罗就在派对屋子里的另一旁喝闷酒。等到我走出门外，他追出来，我在酒精的催化下终于忍不住大声地冲着他说，“你自己的问题你又不是不知道！”说完了我就后悔了，但我还是大步地走开，没有回头。这一次，保罗没有再追上来。
悔恨的同时，我想这一回他是真正受到伤害了，也许对我们都是好事。两三天后，我却在周一的晚班课后在楼下看到了他。他站在照惯例等我的一根圆柱旁，手上叼根烟，烟圈一层层飘来。见到我，他先把烟头熄灭了，突然特别温柔地说，“我们重头来过吧，我可以不计前嫌。你说过的话，做过的坏事，我都原谅你。”
我瞪圆了眼睛，沉默了好一会，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陪我走回了宿舍门，那时的天还冷，他让我把包里的围巾系上。现在想来，我真是个残酷的人。因为那天晚上，我欣然接受了他的示好，在尽情享受关怀的同时，不需要付出自己的那一半。
然而，问题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解决。保罗的无能和那该死的沉默，依然是我们只字不提、心知肚明的话题。我很残酷地沐浴在他对我的种种关爱中，并不做什么回应。有一次，保罗突然问我，“你会不会来维也纳看我？”我却在桥上不停步地向前走，没说话。那一刻，我既不想给他一个落空的希望，又懦弱地没有勇气坦白一切。保罗很失望，他瞪了我一眼，愤怒地说，“你就是一个只用下半身思考的人。”我没有反驳，独自回家了。第二天，我却照例收到他的短信，问我什么时候去饭堂。
就这样，我们恋人未满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学期之久。在告别的派对结束后，他送我回家，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坐在了楼梯上，想和我单独谈一谈。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对方了，于是我坐在他身边，深吸了一口气。他突然特别冷静地说，“我知道你不想继续这段关系，你可以告诉我的。”我既懦弱又苍白地吐出了一句，“对不起。”
保罗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烟来抽。烟圈一点点寂寞地升上天空，我看着他的侧脸，心里升腾起一股心疼。我自认残酷，但那一刻的真情，是没有假装的。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因为我的生活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我不想跟你说。”
“你跟我说吧，我听。”
他把烟抽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开始哽咽地说，“有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在我长大的村子里服毒自杀了。”我第一次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丁点的泪意。他的嘴角也开始抽动。我自然明白这是个借口，但还是接着他的话问下去，“真抱歉，你认识他多久了？”
他没有接过我一系列无关痛痒的问题，嘴角一直抽动着，忍着不哭。我放弃了这个戏码，对他说，“你想哭就哭吧，我会忘掉的”。
他倔强地，反抗地看着我说，“我没有想哭。你不知道吗，男孩不哭。Boys don’t cry, don't you know that?”
刚说完，他就附在我的肩上不出声的哭泣着，我也没有把眼睛移到他的脸上，争取看不到他哭的痕迹。我让他在我肩上一抖一抖地哭着，原谅了他一个“领居家孩子”的破烂理由，任由他在我肩上发泄无处安放的悲哀。我想，他心里对我久久难平的愤恨，其实从来就没有减少过。他哭了很久，一直到我累得睁不开眼睛。晚安道别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保罗。保罗从任何我有交集的朋友圈里消失了。据缥缈的小道消息说，保罗和一个一直喜欢他的姑娘在一起了，会在他宿舍里看电影。
距离上一次见到保罗，已经过去五个月了。保罗回到了维也纳继续上学，联系过我，也在我生日时送上了祝福。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在孤独长日里看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色彩三部曲”中的《白色情迷》，讲的是一个丈夫性无能被妻子离婚后，蓄意报仇的故事。我第一时间便想到了保罗，想到了他在那一句理由后强硬扮演的各种角色，想到他在教学楼外等我时看书的样子，想到他那天在楼梯口上坐着哭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刻得最深邃的，是他那一句，“Boys don’t cry，男孩不哭”。一贯强装了男子汉的保罗，那天哭了好久。
前几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是一个奥地利的号码。短信上写道，“你大概再也不想听到我的消息了。 今天晚上，我听的很多歌曲都让我想到了你，我只是想问问，你过得怎么样。我希望，我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坏印象。”
我的心揪紧了好久，手指却迟疑地没有按下回复。我承认，我是个残酷的人。我更害怕的，是回忆起自己伤害过保罗的种种情节，害怕想起他每一次在我欺负他之后都来楼下等我的表情。我想，保罗多么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真正不哭的男孩。他深埋的自卑、不为人知的痛苦、坚强外墙背后的脆弱，被我粗暴地揭开、粗暴地注视。我也不知道保罗到底如何想起我，是否有厚厚的怨恨。我只知道我的残酷无可原谅。但是此刻胸口隐秘的疼痛，是千真万确的。
我想起他抬起头时倔强的那句，“男孩不哭。Boys don't cry.” 我只希望他想哭的时候，有人能陪在他身边，把脸别过去，假装看不到他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