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一篇游记的时候，用了一个词语“爬上高低”，这是一个无锡方言的词语，并不通用，但是当时就是觉得这样的词语才能够表现我当时的情形，所以就这么用了。这种用法，张爱玲也用过，在表现上海梅雨季节的潮湿燠热给人的压抑感的时候，她用了““渥涩””这个词语。老实说，我写的“爬上高低”，还可以按照字面的意思“详一详”的，张爱玲的这个词语，非吴方言区的人大概就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了。说到“详一详”，则又是一个吴方言词语，也就是猜一猜的意思，但是“猜”更加宽泛，乱猜也是猜，若有一点推理成分的猜，就觉得“详”更有意思了。——这种用法，其实倒是古意，像《红楼梦》里面，凤姐说“详情度理”，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杨绛先生是很愿意用无锡话的，她的散文里有这样的话：“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就是很生动的无锡话。其中的“则”，表示的是一种眼前的状态，相当于“着”，但又不完全一样，一般“着”强调的是正在进行的动作，而“则”更强调目前所处的状态。另外一个“促”，其实是“束”的古音，“腰裙”则是因为裙子束于腰上而有的名称，如果是连衣裙，无锡人则成为“连衫裙”。其实，无锡人称“连衫裙”并不准确，因为“衫”更多指的是外面的罩袍。
写文章并不是一定要用方言，而是有时候通用的语言，因为太过通用反而失去了应该有的富有地方色彩的独特的韵味，比如张爱玲的那个“渥涩”，不经过南方梅雨季节的煎熬的人是体会不到的。而且，这样的词语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心态的代名词了。其实，北方方言也是如此的，赵本山的小品之所以能够如此吸引大家的关注，其实也是表现了东北方言与通用语之间的差异。比如“拔凉拔凉”与“哇凉哇凉”之间的细微差异。
金宇澄的《繁花》，也算是沪语小说了，不过他关注的不是方言的再现，而是“腔调”的再现，这个不是语言的问题，是文学的问题。举个例子说：小说中写到的上世纪70年代，青年工人阿宝，与电车卖票员雪芝，互相有了好感，小说文字是这样的：“有一次，阿宝问雪芝，我来乘电车。雪芝说，好呀。阿宝说，真的。雪芝说，乘几站，还是几圈。阿宝说，曹家渡到提篮桥，乘两圈。雪芝说，可以。阿宝说，要我买票吧。雪芝说，买啥票。阿宝说，我上来就坐。雪芝说，当然。阿宝说，坐前面，还是后面。雪芝说，坐我旁边。阿宝说，碰到查票呢。雪芝说，就看阿宝讲啥了。阿宝说，讲啥。雪芝笑起来。阿宝说，讲啥呢。雪芝笑了。阿宝说，明白了。雪芝说，讲讲看。阿宝说，我讲了。雪芝睁大眼睛。阿宝说，我就讲，我是雪芝男朋友。雪芝笑起来说，聪明，也是坏。两个人笑笑。阿宝沉吟说，真的不要紧。雪芝笑笑。阿宝说，我单位，是小集体，雪芝是全民，不可能的。雪芝说，可能的。阿宝不响……”多少含蓄，多少风情……简直是妙极了。
这段对白并没有用上海方言来写。不过说老实话，如果用上海方言来说，味道似乎会更浓一点，因为上海话有很多“话搭头”（也就是语气词，用来调味道的，“搭”，在上海话里也可以作动词，是“品咂”的意思。），一有话搭头，味道就会更浓的。比如“好呀”，比起“好的”、“好啊”已经不错了，但是与“好的呀”比起来呢？后者就更加徐迂委婉，更有风情万种的感觉了，情感自然也就丰富了。还有“真的”，如果是“真的哦”，就有了“威胁式”的试探在里面了，人物关系就更微妙，更有动作性了。
还有就是“乘”车的“乘”字，乘几站，上海人一般说“坐几站，“乘两圈””应该说是“兜两圈”。这里雪芝应该问“乘几站还是几圈”，但是阿宝应该回答：“曹家渡到提篮桥，兜两圈”。因为“兜”字除了有绕圈的意思外，也有“无目的的，随意的”意思，因为阿宝“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兜”字就传神了。雪芝用“乘”字，是公说公话，不带感情。——当然她这个选择题本身已经流露出感情来了，但这不是词语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词语本身是很有力量的，很有表现力的，方言中的词汇，实际上也是适者生存的孑遗，那些不足以表现此情此景的词语渐渐消亡了，而存留下来的，恰恰应该是最有表现力的。反过来，研究一个地区的语言，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研究一个时代的语言，也可以认清一个时代的本质（强烈推荐《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这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所要研究东西，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