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姑姑，年轻时嫁到三十里开外的一个村儿。那个村儿跟我们村儿一样，都不富裕，姑父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文化，身无长物，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靠一身蛮力，与命运博得仅能满足温饱的生活。那个年代，大多数北方农民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

奶奶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姑姑排行老幺，奶奶对这唯一的小女儿疼爱的不行，每次姑姑抱着儿子回娘家，奶奶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梳洗完毕，早早站在村头儿等着，各种好吃的吃食更是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

姑姑长相清瘦，齐耳短发用两个黑色发卡别在耳后，右眼睑下有一颗黑色的痣，村里的人说，这是落泪痣，怪不得姑姑命不好。

姑姑刚嫁过去那几年，日子倒也过得幸福平静，姑父勤劳朴实，性情温和，两个人互相体贴，知冷知热，生了两个儿子，活泼可爱。我记得小时候，姑父骑自行车驮着姑姑回来走亲戚，横梁上坐着一个大的，后座上姑姑抱着一个小的，阳光洒在姑姑的笑脸上，全是幸福的味道。

可是，命运总是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迎头给你一棒，让你多少年都缓不过神来。

姑姑的两个儿子在七八岁的时候，开始显露出反常，走路常常摔倒，人越来越虚胖，腿上却越来越没有劲儿。姑姑起初也没当回事儿，儿子发展到根本走不了路的时候，才着了慌，和姑父驮着两个儿子，去新乡和郑州各个大医院看，大夫诊断说是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原发性的，病因不明，没有特效疗法。换言之，只能等死。

姑姑受此打击，迅速地衰老，脸上再也没了笑容，脸庞越来越消瘦，那颗痣越发显得突兀，像是命运的诅咒。

姑姑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虽然乖巧伶俐的女儿给姑姑灰暗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亮色，可是，看着眼前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姑姑心如死灰。

1995年夏天，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在我们村方圆几十里，都是一桩大喜事。妈妈备了肉和鸡蛋，让我骑车去看望姑姑，给她报喜。

那年姑姑已经四十多岁，两个儿子也已经是大小伙子，却只能每天躺在床上，啥也不能做，等着姑姑喂吃喂喝。姑姑每天干完地里的活儿，回家还要伺候两个儿子，心中的苦楚不能言说，脸上的苦相演变成两道越来越深的法令纹，看起来倒比同龄女人老了十多岁。

姑姑听到我说考上了西安的大学，非常高兴，在院子里摘了南瓜，在大案板上擀起了面条，两个肩膀一左一右地耸动，两片薄薄的肩胛骨像两片锐利的刀锋。

两个大小伙子，思维是清楚的，身体却不能行动，心中郁结，就拿母亲撒气，常常是做了面条要吃包子，蒸了包子要吃米饭，一不高兴就大吼大叫。姑姑总是晚上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妈妈说，两个催命鬼，前世欠的债，这辈子来要债的。

村儿里的乡亲们，看姑姑的眼神儿，是同情夹着嘲笑。人总是喜欢站在高处，幸灾乐祸地俯视比自己弱小的同类。

人这一生实在是不容易，你过得好，别人嫉妒你，你过得不好，别人又笑话你。

我草草吃完面条，匆匆登上自行车，穿过一座座的青纱帐，往家赶。那时，奶奶已去世五年，再也没有人站在村头儿等她出嫁的小女儿。姑姑不回娘家已经很久。

大学毕业以后，我到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春节回去，姑姑带着女儿来走亲戚，小姑娘已经十几岁，聪明漂亮，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听爸爸说，她是姑姑的骄傲，到哪儿都夸耀。

我想，她一定是姑姑努力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可是，这希望却无法点燃姑姑心头的灯。十几年前，姑姑趁人不注意，夜里喝农药自杀了，姑父早晨发现的时候，她已经凉透了。

爸爸说，之前姑姑已经自杀过一次，被抢救过来了。这次是报了必死的决心，任谁也拉不回来了。

爸爸在姑姑第一次自杀后，专门骑自行车去看姑姑，在姑姑家住了一夜，跟她聊了大半宿。

姑姑走之后没多久，两个儿子也相继离开了。无疾而终。

也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人真的渺小如苍穹一粟，如大海中的小舟。我们都躺在生活的手术台上，被命运无情地解剖。

这次回老家，爸爸问我还记不记得寒冬。怎么会不记得呢，她是姑姑最骄傲的孩子，唯一的希望，那么聪明伶俐的小姑娘。

爸爸告诉我，寒冬大学毕业后，找了个老公，俩人白手起家，在郑州办了俩厂子了！

我为她骄傲的同时，唏嘘不已，如果，如果当年姑姑熬过去了，看到闺女今天的成就，该有多么地欣慰！可是，当时的姑姑犹如茫茫黑夜里的旅人，怎么走也看不到黎明的曙光，终究还是输给了命运。

有时候，命是我们心中大大小小的坎儿，迈过去就风清月明，迈不过去就是苦水泥沼。愿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绝望，哪怕是在最最最黑暗的时刻。

姑姑已经长眠于地下，愿她能含笑九泉。

“大自然，将会有岩缝给我藏身，

有无人知晓的河谷让我清清静静地痛哭。

她会在夜空张挂起星星，

让我在外摸黑行走时不致绊倒，

再送长风抹平我的脚印，

不让人跟踪害我。

她将以浩淼之水洁净我，

用苦口的药草调治我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