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有限的支教时光里，很偶然地邂逅了小木屋，在我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时，便能远远望见小木屋，矮小的门总是虚掩着，安静又神秘。
偶尔我能听到一些歌声，像麦克风唱的，又伴随着吉他？或者贝斯？还有鼓声，再细听，又什么都没有了。我始终不敢走近小木屋，它又魔力一般吸引着我。终于，我忍不住问起男友土豆：“那个小木屋里住了人？”土豆笑：“那里有一支乐队，几个年青男孩自己组建的。”呀，突然看到了梦想的星光闪耀在这苍茫的高原，“不如，不如我们去小木屋看看吧！”土豆经不住我折腾，答应带我前去。
就在推开小木门的一刹那，我看到了童话里的世界。一个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房子，坐了四五个大男孩，他们一个在击鼓，一个在弹吉他，一个在打架子鼓，还有一个拿着话筒坐在中间，深情地唱，脸上有一抹温柔又坚毅的不易察觉的微笑，安静又惊天动地。他们集体演奏的是Beyond的成名曲《真的爱你》，苍凉又深情。这首歌我听过很多次，唯有这一次，我听着听着，听出了许多眼泪。我们悄悄进门，席地而坐，自始至终，没有人说话，只有音乐在流淌，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些大男孩的名字，他们都穿着绿军装。
后来，我回到了北京，当了记者，在很多豪华的大礼堂，听过许多奢华的演唱会，但唯有小木屋的那一次短暂的经历，久久难忘。多年后，我把这抹微笑定义为追求。
二
在遇到这群孩子之前，我就在网络上看过他们的报道。一对姐妹花牵着手站在一堆坍塌的废墟上，没有流泪，却流露出无尽的悲伤，照片下面的文字记录：她们所有的亲人都在这场地震中丧生。所以，当我接到去玉树采访任务时，便心心念念想见到她们。
我给她们准备了书包、笔记本、糖果和衣物。我还想了怎样去安慰她们，鼓励她们一定要从疼痛中走出来，不必悲伤。甚至我会给她们写信，会像姐姐那般给予她们关爱。
当我到达玉树，放下行李，便打听到帐篷后面就有一所临时学校，学校里的孩子多半是孤儿。来不及休息，我便迫不及待地拿着相机去了。刚走近教室门，下课铃响了，孩子们欢快地从帐篷里跑出来，我赶紧拿起相机，他们很快注意到我，嬉笑着在我的镜头前摆着各种“Pose”，然后笑着抱成一团，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喊着，“姐姐”“卓玛”……突然间，我在镜头里看到了那对姐妹花。她们脸上的笑靥如当天的阳光一般灿烂纯粹，我又惊诧，又心疼。放下相机，我把她们揽在怀里，轻声问，“你们想妈妈吗？”一个小女孩说“想。”另一个小女孩突然就指着天，笑着说，“她变成了仙女。”我赶紧抬头看天，眼泪没止住。
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传说，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笑容。
三
她有一个深爱的男朋友，是个边防战士，异地恋三年。彼时，爱情在她心里如舒婷的诗，绝不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三年后，现实让她对他们的爱情生出了怀疑。他的电话经常打不通，而身边又出现了一位帅气的男孩，情书不断，浪漫非常，让她平静的内心涟漪渐起。怎么办？闺蜜都劝她分手，异地恋不靠谱，不如接受眼前人。她痛苦地煎熬着，最终决定分手。分手短信编辑了许多次，不忍发。她想，相恋一场，不如当面说清。
第二天，她便请假，第一次坐上了去西藏的飞机。当她真正经历了飞机、汽车、黑面包车，到达这片高寒缺氧的边防土地时，很快感到头晕恶心。在一座雪山下，他们重逢了。他更黑更瘦了，嘴唇干裂，唯有眼神一如当年清亮。他伸手来牵她，她本能地拒绝了。他不强求，默默带她去了他的房间：一张行军小床，床下用木箱支撑着；靠窗放了一张桌子，堆满书籍；开窗就是巍峨的雪山，除此，一无所有。突然一股莫名的心痛袭击着她，她想到了自己在城里“五彩缤纷”的生活，喃喃问他：“你就住这里？”他低着头尴尬又羞涩地笑着，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就是这笑让她瞬间泪流满面。
她没提分手，也没有回大城市，她留下来当了一名支教老师，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土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