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瓷器，中国人都很熟悉，不仅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还因为我们国家的英文名称China就来源于此。以器物作为国家的代称，可见中国当时输出瓷器对世界的影响力。就像今天的美国，是科技的代名词，苹果手机让全世界为之癫狂。

    陶瓷陶瓷，说到瓷，先要说到陶。其实陶和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它们多少有点关联。陶器的历史比瓷器要长很多，在远古时期就出现了，并且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制造瓷器，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一直只有中国人能够掌握，原因在于制造瓷器需要具备三个必备条件：高岭土、高温和上釉技术，缺一不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无法制造出瓷器的原因都是因为只具备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或两个，可怜的甚至连一个也不具备。比如，新巴比伦人只知道如何上釉，西方人到中世纪末期最多也只能制造仿青花的陶器，日本人在19世纪也还只会生产自然上釉的陶器，与中国人相比，差之甚远。中国人能够掌握这门技术，应该是上天对中国人的眷顾。

    中国人制造造瓷，始于魏晋，长于隋唐，盛于宋朝，在元明达到顶峰，随后没落（当然，宫廷的制瓷技术还是继续有发展，但是少众；没落的主要是民间，是对外贸易）。明朝之后，中国进入长达近300年的清朝统治，清朝统治者对科技没兴趣，却对维护统治稳定做出了超乎异常的努力，比如文字狱、闭关锁国。没了政策的鼓励，忙于保命，普通民众自然没心思发展制瓷工艺。再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战争的动乱，制瓷技术日渐式微，逐渐没落。而这个时期，其他地方的制瓷技术却方兴未艾，一波接一波，比如日本在十六世纪末期通过朝鲜人获得制瓷技术，发明赤绘瓷器，德国通过炼金术士发明了麦森瓷，法国发明了塞夫勒瓷，英国月光社更是通过引进蒸汽机来制瓷。中国人的制瓷技术也逐渐由睥睨群雄，到与群狼共舞，然后是代理加工，失去自己的品牌，再无昔日荣耀。

    看似是朝代更替，统治者的对民政策导致了中国制瓷技术的衰落。其实不然，本质上还是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区别。在清朝，也就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后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没有产生大的改变，还是儒家那一套，要么是程朱理学，要么是阳明心学，对事物的认识也处于定性分析的阶段。而此时的西方，已经开始脱离中世纪长达千年的黑暗统治，开始了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宗教改革和科技革命，并且先后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比如但丁、达芬奇、培根、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伏尔泰等。特别是伽利略和牛顿，一个开启了实验分析的新思路，一个创建了微积分，总结了力学的三大规律，建立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石。从此，西方的科学研究由定性分析进入了定量分析，由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分析。

    中国人强调悟性，师傅不会把如何制瓷技术非常定量的告诉徒弟，而是把一个烧制的大概过程告诉弟子，弟子能够掌握多少，掌握到何种程度，全凭弟子的努力程度，以及对师傅言传的理解程度。更坑爹的是，中国人强调师傅传徒弟要留一手，以免以后徒弟抢了师傅的饭碗。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中国很多精湛技艺无法顺利流传下来，即使流传下来，也很可能已经丧失了很多优良的基因。而西方则不同，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已进入实验分析阶段，即先提假设，然后进行实验验证，这个与今天的研究方法已经非常接近了。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无法用实验验证的，它本身的正确性会得到质疑，有质疑，就会有进一步假设探究的欲望。正是通过这种假设、验证、质疑、再假设的循环，西方人搞清了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物质的运动规律，由定性分析进入定量分析。搞懂了什么在影响制瓷质量，有针对性的做出改变，这个比盲目的改进效率自然大了很多，所以西方的制瓷技术大步跨进，以至于到清朝的中后期，统治者开始向西方人学习一些制瓷技术，比如珐琅彩。昔日学霸与学渣身份的交换，这不得不说是对中国人的一个讽刺。

    瓷器，由盛而衰，恰巧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保持一致。在长达两千年的农耕文明里，中国人一直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在释道儒中轮换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寄托，钟爱厚黑学，忙于权利游戏，而对事物本质的科学探索缺少应有的兴趣和方法，看不起百工民匠，认为是奇技淫巧，从而错过了很多很好的发展机会，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