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灭亡以来，研究其走向未路原因的书籍，数不胜数，有归于思宗之操切，有归于众臣之争斗……而以神宗之贪婪、嗜利为其起因，则是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一书中的观点。
人物传记，自古到今，撰写者、被写者，不胜枚举。而写作风格，有实写与虚实并存之分，如《史记》中的列传，以实事求是为其特点，至于虚实并存，则如唐浩明的《曾国藩》等历史小说。而本书，秉承了以史入传的风格，可称无一言一文不有根据。
以改革出名的张居正，以其为主人公的传记，也是不少。不过，俗语道：时间和空间往往是评论事物的重要因素，一部传记的优劣势必也是如此。朱先生这部四十年代的作品，正是经过时光所检验、品评，时至今日，依旧未有过时之感。
张居正，中学课本以及通俗读物，多以“一条鞭法”如何挽救统治阶级，却触犯统治阶级利益等为中心。当然，如此介绍，不能说其不对，只是有些片面了。张居正主政期间，推行的何止“一条鞭法”？！从清隐田，到清冗官；从劝谏宫廷节制用度，到严格外戚贵族封赏……
一项政策的实行，固然有其服务的主要对象，但由其推行，而使百姓得到实惠，也不能简单的一否了之。只不过，孟子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张居正何止是得罪？！按“断人财路”形同“杀人父母”的说法，他真乃十恶不赦。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吕氏春秋•察今》）法要因时而变，可“在中国， 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鲁迅）的传统，往往让变法者的结局不忍目睹。从商鞅到王安石，从本书传主到百日维新的几位……
万历七年，张居正鼓励福建巡抚耿定向坚持清田，说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此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由此可见，张居正也明白自己或许要付出的代价。正如海瑞评价张居正所言：工于谋国，诎于谋身。然而，以其智慧，哪里会“诎于谋身”，只不过“念已既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
而他最好的、最亲热的、最恭敬的学生神宗的承诺，“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话犹在耳，张居正且登道山，其家即被抄，诸子，自杀的，自杀；充军的，充军。
天可怜见，起手，你以为是在下五子棋，可一盘棋结束，才知道人家是在和你下围棋，冲着龙种去的，最终得到的只是一只跳蚤。一生心血，尽付东流，只是让人有几分安慰的是：这一切，他并未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