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那篇实话实说的《恨上加恨说红苕》竟然引来一些同乡同学的吐槽。有的很委婉地责问：“吃过昔日苦，方知今朝甜？”有的直接向我开炮：“你娃儿还恨红苕，小时候要没红苕饿死你！”
掏心窝子的大实话总是很有力量。即使一向自认为脸皮很厚的我，看到这般入木三分的善意批评，依然会微微脸红，深感辜负了故乡山水万物对我的养育之恩，甚至有点自责之意：你娃儿怎能饱了肚皮忘了饿？难不成要忘本？
或许没这么严重，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话又说回来，谁也没有规定但凡与故乡的文字都要唱赞歌，美与丑，好与坏，只是个人的感受罢了，我等凡夫俗子，就算忤逆了众人对故乡的美好回忆，也不至于造成恶劣影响，更不会加速下一代下N代对父辈祖辈故乡的快速遗忘甚至彻底忘记。
想来，故乡是有极强时代感和个人属性的。比如我的故乡，或许根本就只是我和我儿时伙伴的故乡，只是与我在同一地域生长、有类似生活经历的人们的故乡，对我们的儿女而言，对儿女的儿女而言，这很可能就是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方，一个不会在他们脑海中扎根的穷乡僻壤。
我爱我的故乡，爱得那样深沉，爱得那样执着。虽然故乡给我的不只是爱和快乐，虽然故乡也带给我恨和痛苦，但故乡就是故乡，是让我们爱恨交加的地方。
也许可以这么说，在故乡面前，或直面故乡，恨也是爱，痛并快乐，就这么简单。
啰嗦了这么多，还是言归正传，继续我对故乡的“爱恨交加”吧。
这一次，恨的不是烧心伤胃的红苕，而是儿时常吃的包谷羹羹儿，也就是玉米面做成的糊糊。
关于那个温饱尚成问题的年代，有太多深刻而痛苦的记忆，其中就包括怎么也吃不完的包谷羹羹儿。 在我的山区老家，包谷和红苕一样，是极为重要的农作物，同样肩负着喂猪和养人的两大神圣使命。
在缺少大米的年代里，包谷绝对是主食中的主角，是粮食中的战斗机。
记忆中，每年七八月间，包谷刚刚灌浆不久，还没完全成熟哩，人们就急不可耐地把青皮包裹的包谷棒子掰回来，用手把嫩得出水的谷粒搣下来，泡上清水用石磨磨成糊糊，最后在灶屋做成嫩包谷羹羹儿作为主食。
嫩包谷羹羹儿的口感其实不错，细腻，微甜，香气四溢。尤其是与成熟后的老包谷面做成的羹羹儿相比，嫩包谷羹羹儿算得上是人间美食了。
老包谷面做成的羹羹儿口感要粗糙许多，也没有甜味，如果石磨不给力，包谷面磨得不够细，还有粗粗砬砬硌嗓眼的感觉，相当不爽。
尽管不那么美味，在那个年代，包谷羹羹儿也不是管饱管够的。
生活最艰难的年景，包谷羹羹儿会做得很稀，用我们老家的话说，“能照见人影”，很多时候里面还要放一些红苕。
好在我们学会了苦中作乐。比如，吃饭的时候，兄弟姐妹搞比赛，看谁在最短时间内把一大碗滚烫的包谷羹羹儿喝完。
这方面，我二哥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一大碗热气腾腾、足以烫伤嘴皮、烫伤舌头、烫伤喉咙的包谷羹羹儿，他只需把嘴贴在碗沿上，转着圈连吸带喝，只需一圈，也就不到十秒钟，就能把碗里的羹羹儿喝得一干二净。
每每此时，我对二哥总是充满崇敬，也曾试着效仿，但屡屡不得要领，只好作罢。
对于包谷羹羹儿，包括玉米制作的其它食品，我说不上恨，只是不太喜欢而已，直到现在，只要有别的选择，我都会敬而远之。
前年春节前回老家，住在镇上的初中同学玉珍姐姐将自己冻藏的嫩包谷面面送给我，让我拿回山上老家一饱口福。家人们吃得津津有味，我却没多大兴趣。
真不是挑食，而是年少时吃多吃伤了。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七十多岁的老妈和六十多岁的岳母以前也没少吃红苕和包谷面，可从没听她们说吃伤了，并且还喜欢得很，还时不时的从市场买回红苕和包谷面，自己动手煮来吃。
去年国庆期间，家人在合肥小妹家团聚，二嫂从渝东老家给老妈捎了几袋速冻的嫩包谷面，由于气温偏高，一路上冻了化，化了冻。等老妈辗转带回沈阳，已经有些馊味了。
我们都劝老妈扔掉，她却舍不得，煮了一小锅，加了些白糖，和岳母两个吃得有汁有味。
我问老妈：“吃了那么多年，您还没吃伤啊？”
老妈笑而不答，一副很享受很满足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