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是栗子之乡，农民家有几百棵上千棵栗子树的，比比皆是，但是，没听说谁靠栗子发家的。去年栗子每斤是2元多，今年是3元多，但是歉收。现在，正是收获季节，农民并没有多少喜悦之情，多得是无奈，甚至是唉叹，这种情景，总使我想起了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巜多收了三五斗》，谷贱伤农，古今亦然！
老刘，68岁，住在龙母村的一条小山沟里，整个山沟，只住老刘和他弟弟两家，风景绝隹，收入堪忧。我是这么推理老刘经济状况的：我坐在院子里，刘家人在剥栗子，刘嫂端来一盆自家的毛桃，他家的小吧狗可怜惜惜凑上来，我连喂了三四个，小狗瘦得都打不起精神。在中国古代，肥狗胖丫环，是家庭富足的标志。
老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了重庆，小女儿在丹东市内打工，现请假帮忙秋收。老刘有三十多亩林地，近千棵栗子树，看似庞大，实际收入寥寥。春天剪枝，人工费是每天160元，中间还要打几次药，除去这些费用，到手是5000余元，这还不包括最劳累的割草，三十亩地的除草量，是极其恐惧的一项工作，我种过二分菜地，春天还装模作样拿着锄头作秀，到了夏天，野草泛滥，去他娘的，不干了，秋天，在乱草丛中搜寻菜。
但是栗子园里的草不除，栗子落到草丛中，就找不到了。我问老刘：“为什么不用那种带柴油发动的割草机呢？不过千元左右。”老刘回答道：“太危险了，有蹦起石头打瞎眼睛的，有割伤身体的，还有滑到绞死的！”还有这等事？出乎我意料之外。
龙母村几乎每家都有一根长长的竹竿，七八米长，举起来颤巍巍的，用来打树上的栗子，我有些不解，为什么不等栗子熟透自然落下呢？这样也好吃呀！少了那种生涩味。老刘又无奈又愤怒地解释：“赶紧把栗子收了，不然，小偷都给偷光了。”每年秋收，市内的小偷频频光临，如同鬼子下乡了，见什么拿什么，近些年，愈演愈烈，遇到老弱病残的农民，就变成明抢了。
老刘夫妇、老刘弟弟夫妇，都60多岁，还有个老妈，89岁，白天，孩子都不在家，小偷就肆无忌惮了，有时看见老刘，也不跑。老刘苦苦哀求：“我们农民，日子过的不容易，拿点就行了，别没完没了。”小偷竟然说：“我日子过的也不容易。”无耻至极，我把这种小偷，称之为盗贼！
古语云：“盗亦有道”。民国时，东北的盗匪，是有规矩的，鳏寡孤独、红白喜事、老弱病残都是不偷不抢的，甚至连邮差也不抢。中国古代江湖，有一个专门设局诈骗的流派，叫“江相派”，做案对象选那种拥有不义之财的大户人家和官僚，得手后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捐出去。
是什么让今天的盗贼没有了道德底线？
几十年来，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丹东城边居民和市郊农民，多次发生斗殴事件，我的一位村长朋友，甚至拿过半自动步枪打架，没敢射人，朝天开枪。主要原因，就是城边居民下乡偷盗，连人家过年的猪肘子都偷，偷狗贼把农民逼得都不敢养大狗了，农民愤起，保家卫国。
两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爆发的！
我问过多个撞见小偷的农民：小偷的年龄？以40多岁的中年男子为主。我的分析推理如下：二三十岁的男人，体力强，收入高，即使犯罪，也搞个大的，比如抢银行之类的，年轻人，有理想有追求，不屑于小偷小摸。50多岁的男人，就是我这个岁数，想偷不敢偷，跑不动了，凡事得有预案，能跑是小偷的基本功。六七十岁的男人，不动那个心思了，不叫别人偷抢，就不错了。
我常年坐去市郊的公共汽车，特别留意40多岁的男人，咱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盗贼一定在车上，他不坐公汽，还能打车去？这个性价比就太高了。骑摩托车的，一般是偷狗的，现在农村的大狗，和大熊猫一样稀少，劳而无功，犯罪率自然降低了。
看得多了，悲上心来。现在农作物中，最贵的无非是栗子，一般人，在公汽上携带的栗子，不过十余斤，很少超过二十斤。就算是二十斤吧，带刺的栗子打下来，剥开，装袋，提心吊胆的，遇到硬茬，打个半死，所获不过60余元，在丹东，月收入二千左右的工作，有的是，这些小偷呀，
真是不值！
